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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我国城市选民“厌选”原因及对策探析 我国城市选民“厌选”原因及对策探析我国城市选民“厌选”原因及对策探析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并由其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因此人民能否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代表、代表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就成为人民能否当家作主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的人大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主化程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人大代表的选举在有些地方一定程度和一定层面上流于形式，存在选民厌选情况。有关调查显示：我国近70的选民对上一次选举的结果没有什么印象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选民对选举态度冷漠。有学者指出：选民对选举的热情在消退，厌选情绪在增长
2、，选举组织工作困难加大。选民对无用的选举不感兴趣。领导不愿搞选举，群众也不愿搞选举2。在实践中，也经常出现人们不认真填写选票，随意填上歌星、宠物、同学、同事的名字，或按上级发下来的名单顺序打勾，或看谁的名字好听、顺口就填谁的现象。“厌选情绪在城市中日趋扩散，就连通常以为的精英群体，如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等，也有这样的苗头。”“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大系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选举感到厌烦。”3这些说明厌选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无疑使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大打折扣，也与宪法的精神相悖，因此，找出厌选原因并寻求解决的途径是十分必要的。一、“厌选”的原因（一）利益动机缺位，选举缺乏内在动力代表与选民的
3、关系实质上就是现实的利益关系。从法理上讲，选民选举代表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在人代会上发表意见作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代表为选民服务并向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代表与选民的这种关系是相互给予利益并逐步达到平衡的一种状况。选民给予代表的利益是让渡自己的权力给代表，使代表获得参加国家权力的资格。而这种资格就能使代表在人代会上行使权力，行使权力能给代表带来尊严、成就感、社会尊重和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的自豪感、满足感。代表一旦依法当选就会获得这种基本利益。代表给予选民的利益，表现为收集、听取选民的意见和要求，替选民说话办事，防止公共权力对选民可能的侵害，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维护选民利益，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
4、宪法原则得到实现和维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和一定层面上选民与代表之间缺乏这种稳固的利益关系，原因在于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方式上。虽然选举法规定了“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但在实践中，代表联名提名往往受到各种限制，在有些地方实际上名存实亡。实际候选人一般是由有关组织推荐的，最终谁被确定为候选代表，选民并不清楚，这样选民不了解自己让渡权力给予的那个人品行如何，参政、议政能力如何，使选民感到自己说了不算，自己参加不参加选举无所谓，选举与自己没多大关系。选民更多地将选举活动视为政治活动和组织上的人事安排和对一些在专业领域有特殊贡献或者有专长的人的一种奖赏。据调查显示，
5、超过50的人持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人大代表的选举是流于形式4。而每当选举之时各级组织又都认真地组织、安排选举事宜，要求每位选民必须参加，这在时间上也与选民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相冲突，选民不得不应付领导的安排，导致厌选。许多代表也认为自己是被领导选出来的，而不是被广大选民选出来的，自己当选与否与选民无关，是上级对自己的关照，只要上级组织和领导满意就行了，选民对自己满意不满意，下次选不选自己都不重要，无需争取选民的支持，因此只有对上级组织和领导负责的意识，没有对选民负责的意识，也就不会主动去接触和了解选民的情况，更谈不上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对百姓的侵害。代表不起作用，选民也
6、不会向代表反映问题。这种选民与代表相互利益上的缺失，使二者关系离散，选民缺乏参选的利益动机，对选举表现出较大的冷漠，使选举流于形式。与我国城市选民的厌选行为相对照，农村选举却是另一种状况。近些年，我国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热情参加也充分说明了利益动机在选举中的决定作用。大家知道，村委会实行“海选”，候选人全部来自村民联名推荐，以无记名方式产生，村民熟悉和了解候选人情况。选民登记时，选民对谁有选举权谁没有选举权非常认真，提谁不提谁做候选人，每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投票之日，不少地方都是倾村出动，自发地维持秩序，监督计票工作，直到选举结果出来才离开，甚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也要让孙子背到选举现场去参加选举
7、5。村民为什么以如此高的热情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就是因为谁当选，对村的发展、自己家庭的利益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城市选民利益动机的缺失是导致在一定层面上、一定程度上厌选的直接原因。（二）代表兼职，角色混淆，使其无法很好地履行代表职责我国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要采用的是兼职代表制，即代表的主要时间精力不是放在代表工作上，而是以其他工作为本职工作，代表工作为辅助工作。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大所议事项复杂化和专业化，议事工作日常化，兼职代表就无法完成代表的职责。传统上认为的兼职代表的优点恰恰成了它的缺点。代表们在本职工作上要有所建树，在职场上打拼忙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业务
8、往来或学术研究，往往无暇顾及代表工作。很多代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研究选民的意向，在短短的会期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议案、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思考，代表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就只能人云亦云了。同时，由于兼职，不少代表是政府官员，他们既要参与决策，又要负责实施；既要代表选民，又要站在政府立场上。这种角色重叠混淆严重妨碍了代表职能的发挥。在现实中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往往当选为人大代表，又使人们对“代表”意义理解上产生偏差，认为当代表是一种荣誉。这种代表职能的虚化、角色的混淆和对人大代表意义理解的偏差都是兼职引起的。人们感到人大代表与己无关，谁还愿去向人大代表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经济要求或困难。选民与
9、代表的这种疏离直接影响了参选的积极性，厌选也就不奇怪了。（三）代表结构不合理，部分代表无履职能力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需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但从目前人大代表的结构来看，部分人大代表无参政能力。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许是能手，但很少关注社会问题，没有什么见解，提不出有分量的建议。由于代表本身能力和态度的问题，选民体会不到代表的作用，对代表不认同，这也是选民对选举冷漠的原因之一。二、对策建议（一）扩大直选范围，引入竞争机制选择性和竞争性是任何选举的内在属性。选举人与候选人之间是选择与被选择关系，选举人自主选择候选人，候选人之间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如果没有竞争就无所谓选举
10、。我国在县级以下（包括县级）选举代表时，采用的是直接选举法；而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则采用间接选举法。我认为间接选举法是造成选举流于形式的成因之一。如果说在直接选举的条件下，选民与候选人还有一定联系的话，那么在间接选举下，候选人与选民不能见面，候选人不向选民表明态度，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这就难以保证间接选出的代表的素质、参政议政能力。现实的矛盾也表明，人大代表的级别越高，与选民的距离反而越远。由于选民并没有亲自选举这些高级别的代表，因而就更缺乏对他（她）们的认同感。而高级别代表由于与选民关系生疏，容易脱离选民，不能很好地表达民情民意，脱离
11、选民。因此，应该：第一，扩大直选范围。直接选举相对间接选举而言，当然是一种更为民主、更为理想的选举方式。它便于选民直接挑选自己所熟悉、信任的人进入代表机关，代表自己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便于选民直接向代表反映意见和要求，监督代表的工作；便于代表同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充分听取选民的意见和要求，向选民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广大选民的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直接选举是充分民主的必然选择。扩大直选范围可先由县级直选扩大到市级范围再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候选人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向选民陈述自己的观点、理念等等。利用现代科技、通讯手段向选民陈述不是件很难的事。第二，引入竞争机制。从词源
12、学上的解释看，选举就是择善者而举之。只有在竞选情况下，候选人才能公平竞争。激发选民的参选热情，吸引他们积极参加选举，选举过程中相关行动者之间形成有效的博弈，选民、候选人、选举主持人、选举监督者之间信息畅通，候选人通过竞选使选民对他的情况包括履职能力、内在素质、政见、供职主张、道德品行等都有所了解，选民才能择优而选之。真正民主的选举只有通过竞选才能体现出来。通过竞选也使当选代表珍惜得来不易的当代表的机会，增强代表的使命感，尽心尽责地为选民出力。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在中国并不是不能进行直接选举和竞争选举，而是我们的制度怎样设计、安排、选择。（二）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版权所有专职代表制是指代表不兼任其
13、他职务，而以代表职务作为其本职工作，并享有职权承担相应责任的代表制度6。专职代表制为大多数实行代议制的国家所采用，有“议会之母”之称的英国实行专职议员制，美国也实行专职议员制，各国几乎都用宪法和专门的法律规定议员或代表在当选期间不得担任其他公职。我们虽然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但对我们有益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人大代表的专兼职状况直接关系到代表职务职能的发挥和履行的质量。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大所议事项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客观上要求代表职业化。因此，改革代表制度，实行代表专职化，以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有效地扭转厌选及选举流于形式的局面。为实现代表专职化，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人大代表专职经
14、费实行财政预算单列制度，以解决代表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放下包袱认真履行代表职责。（2）减少代表名额，现在全国人大代表按我国选举法的规定达3000人之多，如此多的人数不利于讨论问题、展开辩论、做出决策，效率也很低下。笔者认为减少到600人左右即可。（3）专职人大代表应有自己的办公场所、经费，可雇用文秘人员，配备助手。（4）先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再逐步推至所有人大代表专职化。（5）确定代表的收入问题。当然实行代表专职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还不是很富裕、“吃皇粮”的人不能再增长的情况下，具体怎样操作，怎样逐步实行专职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中）实际上，
15、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xx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xx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
16、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此种模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部分上访者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久，而“上访”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何时才能消失?“幸运者”9.6万元。一分不少。胡平看着这堆钱有些发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数了一下午,好像做梦一样。一个月以来,和胡民一样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还有遂平县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20xx年2月7日春节前，乡邮政所的储蓄代办员魏秋生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全乡5个村66户村民的68万元储蓄款。这一年春节，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有一位老人闻听自己的养老钱被代办员“拿跑了”，大年初
17、一要跳井。半年后，县公安局经过网上追逃，终于将魏秋生捉拿归案。然而，68万元已被其挥霍一空。胡平被骗走9.6万元，转瞬间成为贫困户，而当地邮局却以没有钱为由推脱。悲伤过后，66户村民推选出4名代表，开始了上访之路。很快，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驻马店两级邮政机构作为赔偿主体，给予了足额的赔付。“实际上，俺们就到县里去找了一次，县领导和下访工作组倒是来了村里好几次。”胡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xx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省驻南阳工作组组长鲁献启带领省直机关下访工作组到南阳的第三天，就自带干粮冒着小雨到了南召县云阳镇陈沟村七里湾村。鲁献启想看看这个村71岁的上访户张国俊。之前，鲁献启听说
18、“老张头”竟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21天，带两包老鼠药到北京上访。“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驱使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骑20多天的自行车跑到北京?”令鲁献启难过的是，71岁双耳失聪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饭吃。老人一生未娶,极其贫寒。4年前,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要求南召县云阳镇政府五保供养。但该镇声称财政困难,致使张国俊老人五保供养的要求未能及时解决。为此，4年来，张国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别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要求落实五保待遇。因张国俊老人听不见，鲁献启就打着手势或写纸条，询问老人上访的情况和要求，临走时，鲁献启把随身带的500元钱全给了老人。经过鲁献启的协调，3天之后，下访工作组和镇政府又来到张国俊老人
19、家里，与他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胡平们和张国俊是千千万万不幸的上访者中的“幸运者”,因为前者是集体上访,能够迅速受到重视,后者则是遇到了鲁献启,他们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官员下访行动。类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员大规模下访中还有很多。不少官员对一个属于中国的“传统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20xx年12月6日一大早，长期上访的杨君俭、任秀枝、刘秀珍等6人第二次来到洛阳宾馆。他们这次不是来诉说“冤情”，而是给洛阳下访工作组组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柏林送锦旗:杨检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杨检。杨柏林和下访联络员李剑伟坚决不收，杨
20、君俭就拿出了“缠访”的功夫，不收锦旗就不离开工作组一步。“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检讨为政之
21、心“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道。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了一笔账，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风险，抑或从人心账上来分析，干部下访解决上访群众问题的成
22、本付出，都要远逊于群众进省进京上访后再处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鲁献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和记者反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基层群众上访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们到底还缺什么?”“我从下去那天起，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缺什么?缺财力吗?每年全省各市县区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访的钱算来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缺人力吗?很多县市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全员抓信访，这次更是组织了4万多干部下去督查问题;缺时间吗?缺监督吗?也不缺，各市、县委都有4大班子，市县常委就十几个，除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在运作，还有人大、政协的监督;缺考核机制吗?信访问题已经纳入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之中。”“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些干部对人民群众深
23、厚的感情和宽容的爱心。有的干部对上不讲真话，对下不办实事，欺上瞒下，这才是最大的危险。”鲁献启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20xx年新年，河南省会郑州的数家传媒热烈讨论的另一命题是“中部崛起河南应该怎么办?”“这次下访，决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难题，实际上对官员群体来说，这更是一次检讨。检讨的是为政之心。东北在振兴，西部在开发，东部在腾飞，河南应该怎么办?确切地说，河南的官员应该怎么办?”河南省联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鲁献启说。制度
24、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而河南官员下访的过程正是试图通过最大优势来化解最大危险。这种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官员，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这种动员能力则是传统体制的一大优势。可以说，河南省委将”干部驻村、“官员下访”这种传统体制派生出的办法的优势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早在20xx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层宣布，“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抽调机关干部开展联县驻村帮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再选择73个省直单
25、位和11个中央驻豫单位，抽调210名干部组成84个工作队，派驻到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进驻84个特殊困难村帮助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河南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说。在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国企改制后遗症、下岗失业者数量增加、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介绍，在下访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时，河南省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我说过上访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河南的上访量近几年来一直排在全国的前10位也是事实。河南在改革开放25年
26、来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遗憾与耻辱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李新华说。如果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劣势不适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显然试图用传统体制的优势破除传统体制的劣势。然而,有不少问题,却不是仅靠下访或下访能解决的。“危险倾向”与长效机制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河南省联席办官员也表示，“一些案件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实际上，更多的下访工作队员是在处理种种繁冗复杂的上访问题时体味到“走下去”的苦涩和不安的。而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矛盾。刘国明认为，在下访与上访不同主体的利益权衡中，“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如果
27、摆不正，下访干部和地方领导中一样会出现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匆匆结案的做法。这更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上访量的增加。“这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刘国明说。官员下访与百姓上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群众看到中央、省里重视社会稳定、下大力气抓信访了，主观上便会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种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目前无法解决。“而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下访干部也解决不了，希望随之破灭，意见就会更大，上访就会更多，反映问题就会更加激烈。”刘国明说。这也是河南4万干部下访还没有结束,当地却出现
28、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访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中国的信访问题要解决至少还要20年，这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单就信访而言，明智的做法是从源头抓起，整顿信访秩序，畅通信访渠道，建立长效信访机制，变集中下访为经常性下访。”李新华表示。“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他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大量的社会性服务职能转交给了社区。机构精简和企业深化改革等，使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走向社会（社区）。加上住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社区里汇聚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户分离
29、的现象普遍存在，计划生育的“条条管理”和“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内非常住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的现象，给人口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深入开展带来了困难。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以社区为主”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和服务新机制已势在必行。 在此共识下，建邺区计生局及时进行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改革创新，按照国家计生委对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的要求，与时俱进，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寻求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新机制，经共同努力，确定了试点工作的总体
30、思路、原则和目标，逐步探索出一套具有试点社区特色的“行政指导、形成制度，社区为主、整合联动，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综合服务、满足需求”的工作机制。 一、试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XX年2月，我们开始着手筹措试点方案，积极探索依托社区的街道、社区、单位“三位一体”良性互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新机制的发展途径。经认真调查摸底，最终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滨湖街道玉兰里社区作为试点单位。该社区商业网点较为集中，占地面积约28万平方米，社区内建有48幢居民住宅楼，48间平房，有住户1989户，居民8688人，户籍人口6906人，寄住130
31、3人，流动人口387人。驻区单位有125家。由于试点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为使试点工作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进而保证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找准开展工作的切入点，紧紧围绕服务群众，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注重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作用，成立了以分管区长为组长，计生局、试点街道、社区和区工商局、劳动局、税务局、卫生局、市容局等区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至此，一套“以社区为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之有效的，以城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主，单位法定代表人责任制为依托，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户籍管理与现居住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的试点工作在建
32、邺区滨湖街道玉兰里社区正式启动。 二、试点工作的具体做法。 “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新机制，是一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依托社区，依照相关法规和各自职责，形成政府、社区和单位“良性互动”，对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共同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模式。由于它适应新时期计生工作的发展要求，把计生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社区，直接面向社区，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尊重社区居民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区居民在计划生育、生殖保健、家庭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解决了社区里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外来打工、
33、经商人员，以及个体、私营、民办等非公企业人员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方面存在的“盲点”和“死角”问题。半年来，在领导小组的正确指导和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构建了“以社区为主”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模式，建立健全了社区计生工作网络和服务保障体系。 （一）加强行政指导，形成工作制度。xx指出：“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首先提高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认识度，然后是解决好日益增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使人口与计划生育
34、工作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对此，我们把加强对新形势的认识和理顺工作关系摆上了议事日程。 1、深入调研，掌握情况。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对辖区内单位进行了调查摸底，弄清驻区各企事业单位和经营户的人员基本情况，并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造册，为商讨、制定实施方案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2、上门走访，取得支持。通过街道、社区计生专干携带计生宣传折页上门走访，取得各企事业单位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对不理解、不配合的单位采取多次上门宣传的办法，以真诚、负责的态度和对工作的热情，争得他们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3、
35、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在清楚地掌握社区的基本情况及取得各方的理解、支持和积极配合的基础上，我们又通过召开座谈的方式，征求多方意见，明确各有关单位，特别是驻区企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法定职责。经过多次交流和协调，理顺了街道、社区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和各自职责分工，进一步提高了对推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工作的认识。 4、健全制度，加强指导。经过多次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没有可靠的制度作保障，试点工作将难以取得长效的发展和切实的成效。为此，我们在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下，召集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献计献策，以召开座谈的形式共同研究商讨形成了试点工作
36、的规范和制度,作为一种常规性的工作常抓不懈。 一是决策制度。针对计生工作形势的发展变化，由区计生局牵头，由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街道、社区居委会以及企事业单位法人等共同研究调整工作方案。如企事业单位定期向社区上报信息、年度的工作安排等事宜。 二是协调制度。主要是针对驻企事业单位计生专兼职干部等的人员变更情况，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对其进行工作方法、原则和共驻共建等有关计生工作的培训。 三是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例会制度、年会制度和群众制度。通过召开每季一次例会制度，就近期工作目标提出议题，进行讨论，以
37、平等协商的态度达成一致、形成共识，并就反馈信息制定指导意见。以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制度，就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理论进行研究讨论，总结交流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查找不足，并进行经验推广。不定期地主持召开由社区居民、驻区单位职工和辖区内流动人口以及计生信息员、楼栋长、协会积极分子参加的群众会议，广泛征求群众对计生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他们发挥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人翁地位提供参与机会。 （二）围绕社区重心，资源整合联动。我们在认真分析驻玉兰里社区的125家企事业单位的基本情况，把125家企事业单位分成了指导性的管理单位和委托性的管理单位两种类型，针对各家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
38、的管理和服务措施，充分发挥企业计生协会的桥梁、纽带和楼栋长、会员小组长的号召、带动作用，使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服务、自我监督作用得到充分体现，逐步形成了社区内资源共享、各方联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良好局面。 1、以“召开联系会”为纽带，指导管理驻区中较大的企事业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改制步伐的加快，企业由对政府依附关系转到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竞争主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从驻玉兰里社区较大的47家企业看，大多数企业虽有计生机构，但由于机构精简、人员减少，工作只能疲于应
39、付，难以担负新形势下艰巨的计生工作任务，尤其是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身兼数职，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和能力抓经常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只能满足于统计报表和节假日的宣传教育，难以满足广大育龄人群的保健需求和对计生科学知识的掌握。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企业在改制、扭亏、发展新项目、开发新产品等经营活动的压力下，要想让企业领导拿出一部分精力抓计生工作是不现实的，企业要在工作时间抽出人员搞计生活动和培训也是很困难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找准问题的焦点，以5种途径打开企业计生工作开展的突破口： 一是通过街道与企业签订人口与计生目标管理责任书
40、，坚持实行目标管理。二是通过社区与47家企业签订计划生育双向服务协议书，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责任制，明确管理职责，落实企业计生管理措施，特别是明确在社区计生管理中的职责，用法律约束力取代单位和户口的约束力。三是成立47家企业参加的驻社区计划生育工作联系会，制定了联系会的章程，推荐了联系会的会长、副会长和理事，由联系会成员单位来共同研讨、交流企业计划生育工作，实现资源共享、共驻共建、双向服务、信息通报、计生政策宣传等计生工作的一体化管理和服务，并对签订的“计生工作双向服务协议”执行情况进行相互监督和检查。四是制定企业与社区计划生育信息联系单，指定专人定期上报，社区根据联系单上的服务需求做好
41、服务安排。五是在100人以上的企业中成立企业计划生育协会，通过发挥计生协会群众组织的特点和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功能，提高对计划生育的参与意识。 从实践来看，企业计生工作纳入社区，走属地化管理的道路，一方面有利于减轻企业工作负担，便于企业集中精力抓生产经营，抓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保证了企业职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利益保障，并满足了企业职工的保健需求，为其更好地发展经济提供了健康支持。 2、以“划片管理”的方式，把个体经营户和“三人公司五人店”的从业人员列为社区的委托管理对象。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42、的深入，企业的社会职能逐步弱化，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力度日益减弱，加上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增加，使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从玉兰里社区的125家驻区单位看，只有47家单位的职工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其他的78家个体工商户和“三人公司五人店”，基本上都没有承担起计划生育的社会管理功能和责任，使其计划生育工作处于无人管的真空地带。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单一的行政指令对其不具有威严性，对这些组织和从业人员的管理不到位，存在较多漏洞，仅仅依靠街道来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包揽不下来。依靠非公经济组织落实“单位负责”，往往会落空。到底怎么办？我们与时俱进，审时度势，整合社区
43、资源，把社区内78家个体经营户当作社区的“自管”对象，以委托管理的形式纳入社区的“自管”范围，享受与社区居民同等的管理和服务待遇。指导78家个体经营户与社区签订计划生育委托管理协议书，并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和应尽的义务，并把78家个体经营户和“三人公司五人店”按照地段划分为5个计划生育管理片，每个片推荐产生了一个片长，由片长把各片的计生信息报告单定期反馈给社区，由社区定期向个体工商户、“三人公司五人店”进行计生的宣传教育、计生信息的沟通和提供避孕节育、生殖保健以及参加常规性的环孕情检查等计生优质服务，做到计生社区划片管理“包管到片”、“服务到人”。 3、以活动
44、为载体，充分发挥企业计生协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企业自觉参与计划生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人翁意识提供载体作用。 为进一步深化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切实满足社区居民、企业职工、计生家庭、流动人口、未婚青年等多层次人员的多种计划生育和保健的需求，我们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计生工作由直接的行政干预向居民自治转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社区计生工作只有通过居民自治，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顺利完成计生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我们在试点工作中注重发展企业计生协组织，不断地优化会员结构，提高队伍素质，健全服务网络，力争使企业计生协工作全面渗透、全面融入到
45、社区，与社区内以楼栋长和会员小组长为首的社区计生协自治组织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和沟通，进行工作经验和信息的相互交流。通过居民自治，发挥好其在企业计生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优势。试点以来，组织企业参与了以“关爱女童”为主题的广场活动等，并充分发挥企业计生协会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组织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为流动人口开展插花技术、计算机基础知识等技能培训，帮助流动人口掌握一技之长，为流动人口就业送温暖、献爱心。实践证明，把企业计生协会组织融入社区，与社区计生协组织合成整体合力，通过共同开展活动，切实尊重他们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计生协组织的自治功能，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为载体，形成
46、社区居民、企业职工、流动人口在社区内相互监督和服务的良好氛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在计划生育、少生优生、避孕节育、生殖保健、家庭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从而使社区内人人都能自觉参与计划生育，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功能，为社区的繁荣、稳定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三）建立信息互通，协同各家管理。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引导计生优质服务，为使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数据库更好地建立并实现信息的正常变更，创建完善的信息交流网络，我们把理顺信息反馈渠道作为重点进行了梳理，特别是驻区单位与社区之间的信息渠道
47、作了专门的规定。 1、建立信息报告单制度。为保证企业信息采集的准确度，我们对驻区单位中规模较大或有主管部门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人公司五人店”等指定了专门的计生信息员，负责将本单位每月发生的婚、孕、产、节育等信息上报社区，畅通了驻区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口和“三人公司五人店”与社区之间的信息渠道。 2、理顺信息交换渠道。为避免信息的重复录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条理性，我们重点梳理了企业职工的信息录入渠道，分为4种情况：一是对于工作在驻区单位又居住在同一社区的职工信息录入本社区育龄妇女信息库。二是对于工作在驻区单位、居住在
48、同一街道内不同社区的职工信息，通过社区信息员进行社区间的信息交换。三是对于工作在驻区单位、居住在本区不同街道的职工信息，由社区信息员送到本街道进行街道间的信息互换。四是对于工作在驻区单位而居住在外区县的职工信息，则由其居住地社区采集录入其信息。 3、根据信息制定工作措施。社区指派专人每月到街道计生办提取民政、卫生等部门提供的婚、孕、产、节育等信息，加上社区平时为常住人口上报户口出具证明时掌握的出生信息，通过集中分解、核实后，再反馈到街道计生办。社区在掌握人口底数的基础上建立了辖区内所有育龄妇女的信息系统，通过电子台帐设立计生工作簿，实行微机化管理。我们根据电子台帐的信息，制定工作计划，并根据不同类型育龄妇女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有针对性的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 经实践证明，这种社区直接获取信息，形成街道、社区间的信息交换的做法，与以往通过民政、卫生等部门获取信息的做法相比较，信息采集的准确度和及时性更高。社区通过单位上报的信息联系单，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育龄妇女的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