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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一把手”用干部主要是用好副职 作为一个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俗称的一把手，“用干部”主要是用好副职，用好班子成员，而且重点应落脚在一个“用”字上，做到因材适用，即用干部的优点和长处；因事适用，即按照不同的工作特点和要求，去使用干部。作为一个单位或部门的主要领导，当然要特别注重对下级干部的配备，包括选拔、调动等等。但是，直接面对的是副职，各路人马靠他们去组织，各项任务靠他们去落实，如果用不好副职，这些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不出来，要做好全局工作是不可能的。用副职，最重要的是多看他的优点，善用他的特点和长处。凡人都有缺点，作为主要领导，不能只盯住副职的缺点和毛病，而要善于发现
2、他的优点，运用他的优点，使优点得到充分发挥。用人贵在用其长处，用其特点，用对了路，就能使他的潜力得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出来了，整个班子就能形成优势互补，收到好的效果。同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干起工作也更加得心应手，心情舒畅，一把手也就更加好当。用好副职，关键要把握的是两条。一是要善于发现他的优点和特长，合理使用。对一个人要全面地历史地观察，作辩证的分析，不能凭一时一事，也不能人云亦云，避免片面性和主观性。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和发现，重点是看他分析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特点，看准了，就要放心放手，做到用人勿疑。二是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容人的气度。在一个班子里工作，整天打交道，难免会出现意见分歧
3、，有时还可能发生争执，尤其是那些正直、责任心强、有能力有特点的副职，往往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有时甚至显得对一把手不够尊重，也不是特别听话。这时候要求一把手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容人的气量。如果一把手是一个胸怀大度的人，不仅能带出一个朝气蓬勃的班子，还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取得不凡的业绩。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
4、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
5、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
6、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
7、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
8、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
9、，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关于极端民主化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
10、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
11、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12、（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
13、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
14、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
15、的。 关于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
16、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关于个人主义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
17、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
18、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
19、，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
20、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
21、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生产（）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
22、18世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宾逊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後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
23、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他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於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做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我们愈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愈不独立，愈从属於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
24、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於用编造神话的办
25、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做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麽这种观念对亚当及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他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腔滥调更加乏味的了。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只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覆，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
26、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於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累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於反覆操作而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
27、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累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他们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後面）再说。最後，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及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著。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
28、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份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份（参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份包括或者好像应当包括（）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要说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升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终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这种研究超出本题应
29、有的范围，但就属於本题范围来说，在叙述竞争，累积等等时是要谈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於生产。这又是同义反覆，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份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於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
30、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於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象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与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当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
31、，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於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所有制，（）司法，警察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覆一下关於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藉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覆。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即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著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
32、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覆。什麽也不据为己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关於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於把有机地联系著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於他们的”法治国家”中。当与生产
33、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观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敷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它享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後，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
34、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後，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於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归的三
35、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敷浅的联系。生产决定於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於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於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後目地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反过来作用於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於经济学的范围。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著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是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基础上，或者是在他们之下。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计学家过於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
36、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那种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经济见解。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媒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理解。好象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中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
37、。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是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後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我们且观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於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它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
38、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著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著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著生产，因为正式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
39、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著生产。（）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於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後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做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做为活动著的主体的对象。（）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後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
40、造出在生产中做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末，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做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做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创造出，生产出消费。（）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
41、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後，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做为动力是靠对象做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做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生
42、产著消费（）是由於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是由於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是由於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做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後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於後者的研究是关於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
43、为媒介；这表现为他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於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在经济学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像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著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後
44、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在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覆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後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後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後是在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这和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後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
45、过，萨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说法是，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这样。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做为必需，做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起
46、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从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於主体对其它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那末，分配是否作唯独立的领域，处於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生产和分配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
47、什麽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做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当作生产要素；（）当作收入源泉，当作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息和利润，就它们做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做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他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
48、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後，地租我们直接地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於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