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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高粱”系列作品中精英文化的变迁【摘 要】在红高粱家族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的 过程中， 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精英文化的变迁。 本文就红 高粱家族 作品中精英文化进行剖析， 在文学和电影文本中， 精英性仍旧占据了主体地位。当王一川对于红高粱电影 提出人性悖论时，我们不得不对该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的内 涵进行反思：其精英性是否被削弱，而通俗性或者说商品性 在进一步增强？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疑虑来审视电视剧红高 粱时，会惊喜于其对人性悖论的解构，这使得红高粱主题 艺术作品的精英性和文化内涵得以重新占领制高点。【关键词】大众文化； 红高粱；莫言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
2、125 （2015）09-0130-02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某些学者看来是截然不同甚至 是有对立性的两个概念，在当下各类文化融合的时代，这种 看法虽然不能完全立得稳脚跟，但作为一种看待文化现象和 文化产品标准也未尝不可。任何一种标准都很难尽善尽美， 我们暂且按照这一思路来梳理一下电视剧 红高粱 对于红 高粱家族和电影红高粱精英化悖论的纠偏。一、红高粱家族与精英文化的关系文学作品红咼粱家族及其衍生的影视作品，是否可 以用文化的相关理论来进行阐释，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务之急。 著名学者王一川在总结了前人的诸多理论后，认为“大众文 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 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
3、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 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依据该定义来审视，电影和电视剧版的红高粱显然属于大众文 化范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要给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 归类，就要冒很大风险。莫言的著作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后销售极佳，似乎已经迈入了“畅销书”的行列，同时无可 否认的是，其作品的畅销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了出版机构以及 广电、网络等媒体之力。但莫言的小说风格与主旨的标新立 异，使得该作品具备了一定的精英性成分。莫言的文学作品 透露出一种引领时代风骚的冲动，红高粱家族中新奇的语言描写和天马行空的时空穿梭，而这其中的精英性也不言 自明。总体来说，笔者认为，大众文化和精英
4、文化在内容、形 式、传播等方面虽然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现代文化系 统中，其二者很难做到泾渭分明，我们不妨用辩证的思想来 看待这种文化现象。二、电影红高粱的精英化特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计划经济还未完全褪去自己的余温。于是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 导演可以不顾票房，尽情挥洒自己的思绪。那时，“电影的艺术属性被充分发挥，而电影的商品属性则被暂时遮蔽。”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第五代导演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作品， 不讲求表演，非故事化，过分追求影像本体的地位，似乎早 已偏离了观众的审美水准。但张艺谋及其他第五代导演同样 给中国电影界带来了新的曙光，他们在电影的艺术探索方面 做出了极大
5、贡献，打破了传统电影高度政治化的倾向，转而 开掘电影本身的文化内涵， 由功利转向艺术的探索。“但是， 第五代导演这些可以打破常规，追求艺术深度，展示新型艺 术理论和创作方法的做法，实际上也隐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基 本判断，那就是力求电影对通俗的超越，艺术对大众的超越，力图避免使电影文化陷入大众文化的陷阱当中，从而固守精 英文化高雅艺术的阵地。”换言之，大众文化发展上的精 英化趋势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三、红高粱家族和电影红高粱在精英化过程中 的悖论王一川曾经结合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将剧中人物分为 生命、反生命、非生命、非反生命四类，对电影红高粱 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意外：对于“我爷
6、爷”余占鳌来 说，“这行动就很难有正义可言了，其实质与蒙面盗所为是 一致的：弱肉强食。”于是王一川得出了这一人性的悖论。若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待红高粱家族和电影红高 粱，贝熔怕会令学者们产生些许失望的情绪。在红高粱 家族以及电影红高粱中， “我”是叙述者，而“我爷 爷”余占鳌则占据了本文绝对的中心位置。原著中的九儿， 基本可以概括为具备了原初生命力的泼辣、坚韧的女性，且 这一性格并未发生过多变化，电影中亦是如此。细心的读者 不难发现，虽然我们始终在讴歌九儿赤裸的人性，但在原著 及电影中，九儿的欲求仍是有所保留。张艺谋的电影中如是安排了颠轿的桥段：巩俐饰演的九 儿，在颠轿过程中一言未发。九儿的表情
7、随着轿子的剧烈摆 动而变得痛苦不堪，直至最终泪如雨下。九儿自己随身携带 了一把剪子，这把剪子是原著中未曾出现的。此物件一方面 可以看成是九儿刚烈性格的外化载体，另一方面可以视为女 性内心痛苦悲愤的流露。中国的文化向来是注重道德伦理规范的。诚然前述作品 的积极意义不容抹杀，但倘若观众对作品产生了误读，那么 这样的作品对于观众就会产生诸多内心或者感官上的刺激。 近期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作品并不适合中小学 生阅读。当这种暴力和对女性的压制所产生的感官刺激被单 独拿来研读时，该作品也就拐弯抹角地向大众文化的领域靠 拢了。四、电视剧红高粱对于人性悖论的解构 电视剧中，由于导演需要考虑当下社会的
8、具体需求，拿 出具备正能量的作品，于是将“野合”变成了两情相悦的爱 情描述。九儿在野合中主动勾住余占鳌的脖子；野合后，九 儿骑着毛驴得意地笑着，画面柔美动人，把女性的主体地位 拔高到了一定程度。在电视剧中，九儿不仅仅具有人性的光 辉，在很多场合更像智者一般能够指点江山。九儿可以跟大 少奶奶进行“宅斗”，可以将悍匪“花脖子”玩弄于鼓掌， 甚至连日本人也要敬重她三分。另外，颠轿的场面也出现了 变化，九儿在颠轿过程中展现出超乎寻常女性的坚毅，且颇 为不屑地质问余占鳌怎么不颠地更厉害些。需要补充说明的 是，除了编导的主观意愿之外，女性主体地位的回归，也一 定程度过节与电视剧篇幅的增加。由此看来，在这个
9、消费至 上的时代，不论是处于商业还是艺术的目的，电视剧的改编 都可以存在积极的意义，它将纸质文本的内容化为图像符号 展现给观众，也将电影中那份对生命的讴歌延续下来。对于 余占鳌的落草，电视剧给出了较为合理的逻辑：那不过是无 奈的抉择，他本无意要杀人越货。这样的改编使得主题温和 且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另外，我们清晰地看到，在电视剧 中，余占鳌在九儿面前绝不是一个土匪，相反会有一些现代 男性的温暖，对待爱人偶尔会像小孩子一般露出憨厚的笑容。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认知，大众文化蕴含了强权的意味， 但若深入探究，则会发现该电视剧的编写并非仅仅符合了当政者的政治需求，而是符合了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意识当我们再次审视王一川的人性悖论观点时，会惊喜的发现这种悖论被彻底解构。于是，莫言和张艺谋有意或无意的精英 化意图得以稳定地立足注释：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谢轶群：8页.大众文化三十年热潮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1 页.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1 页 .参见当代电影1990第3期第43页。作者简介：王张博健（ 1989-），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研 究生，研究方向：戏剧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