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俗字研究综述.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俗字研究综述.doc（12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俗字研究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俗字考辨、俗字类型之划分、俗字审辨方法(应注意的问题)、俗字发展的受限因素、俗字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等许多方面继续对敦煌学展开研究，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其中既有单篇文章，也有学位论文(如硕士学位论文有吴士田的敦煌(经)写本俗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有蔡忠霖的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现象研究)，还有专书，如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黄征的敦煌俗字典都极具代表性。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回顾与梳理，有助于推动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对于相关专著有所提及，但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本文主要以单篇论文为论述对象。 一 (一)俗字考辨类 该类研
2、究成果主要有于淑健的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马建东的敦煌俗字举隅以写本相书为中心、郑贤章的敦煌音义写卷若干俗字重考、汪泛舟的敦煌俗别字新考(上)、叶爱国的(敦煌俗别字补正)商榷、邓鸥英的敦煌写本(佛说地藏菩萨经)俗字考辨、吴波的敦煌俗字女旁替换现象管窥等文章。 于淑健在其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一文中运用文意推断、古文献例证、金石材料的古文字形体、音韵知识等手段和方法，主要针对先贤们对敦煌佛经一些释读有误的俗字重新进行考释和订正，共考释了九个单字。 马建东的敦煌俗字举隅以写本相书为中心一文可谓是对张涌泉先生敦煌俗字研究的敦煌俗字汇考一编的补充，因为张先生在这一编中主要是以敦煌变文、杂曲子、王梵志诗等
3、俗文学作品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和对象。此文则补张文所未涉之领域，即敦煌写本相书。可以说恰是因为所选取材料的独特性，书中有些俗字在其他类别文献中较为少见，特别是与身体部位、形态、名称有关的俗字。当然对于这些俗字的考释，对我们全面地认识敦煌俗字状况，正确识读敦煌文献，必然大有裨益。 郑贤章的敦煌音义写卷若干俗字重考主要是对敦煌音义汇考中若干释读有问题或未释读出的俗字进行了考证与补正。该文主要从音韵知识、文献佐证、异文比勘、佛经原文、字形比勘等方面重新考释了敦煌音义写卷中的七组字。 汪泛舟敦煌俗别字新考(上)主要从僧诗、蒙书、愿文、题记等材料中辑录出四十余例俗别字进行考释。此文区别于作者的敦煌俗别字补正
4、这一姊妹篇的根本之处在于从以下三个方面新考之：即属于一字为多字，或与某字义通互训的；属于古今通假与正俗字的；与古籍可通的，或混用于地方用字的。 叶爱国(敦煌俗别字补正)商榷主要对敦煌俗别字补正一文晦涩难通之处提出质疑并从用词不当和解析错误两方面来校释，还针对敦煌文书中的俗别字校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见解，所以是难能可贵的。但该文也存在些许不足之处，即并非对所有提出问题之处都能够给以详尽的例析。 邓鸥英敦煌写本(佛说地藏菩萨经)俗字考辨主要是对佛说地藏菩萨经中的几个俗字进行了考辨，并且进一步考证出了这些俗字字体演变的原因和轨迹。此文对这一专书的十九个俗字进行考辨时，综合运用了偏旁分析、异文比勘、归
5、纳类比、字书佐证、审察文义等考辨俗字的方法。个别字的考释极其凝练，但例证显得略微单薄。 吴波敦煌俗字女旁替换现象管窥从文化视角切人研究敦煌俗字的女旁替换现象(主要从非“女”旁正字改换成“女”旁俗字和“女”旁正字改换成非“女”旁俗字两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敦煌俗字女旁双向替换现象与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即这种替换现象是对妇女当时社会地位的一种真实的反映和体现。上古妇女地位低下，到中古，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到唐代，妇女空前解放。反映在俗字上，就是与“女”旁字有关的换旁俗字的产生。而这也恰说明造字的观念、理据改变了，人们对这些字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当时的社会
6、风尚、社会心理是分不开的。 (二)俗字类型之划分类 杜爱英敦煌遗书中俗体字的诸种类型主要从十二方面，即新造讹化偏旁类、偏旁讹通类、偏旁通用类、新生简化字类、新造形声字类、新造会意字类、构字部件移位类、改造构字部件类、增加构字部件类、减少构字部件类、草书楷化类、音节符号类等方面对其所搜集到的俗体字进行归纳分析。其中音节符号类相比同期的相关文章，是其独有的一类，且分析得较为精彩。 张涌泉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主要从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受构形法影响的类化、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字的内部类化、类化字研究等五大方面对敦煌文书中类化字的校理作了阐释。类化字的研究对探讨汉字形体的变化规律，认识现行汉字的简化和规范
7、化现象以及整理和校勘传世古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该文研究价值之所在。 井米兰浅谈(敦煌俗字典)中的俗字繁化现象主要从笔画和构件两个层面来探讨敦煌俗字典中繁化俗字的类型，认为繁化俗字主要是通过构件的增加、替换、移位、改造、混用形成的，能够为汉字发展史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材料。此外，该文还提到政治对文字有干预作用，而传统文字理论在繁化俗字的产生过程中也起着一定作用。 吴军兰的敦煌写本繁化俗字例析关注的则是繁化俗字被忽略的一面。作者根据繁化俗字产生方法的不同将其分成四大类，并从增笔法、累增法、易旁法、类化俗字等方面分别进行相关的阐述和详细的解析，以便我们能够对敦煌写本的俗字有个全面的认识。 (三)
8、俗字审辨方法类 张涌泉试论审辨敦煌写本俗字的方法主要提出了考辨敦煌俗字的五种方法，即偏旁分析、异文比勘、归纳类比、文献佐证、审察文义等，并以丰富的材料分别作了说明，是一篇极具实用性的文章。此五大方面在我们考辨俗字时，是不可割裂开来的，将之结合，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考证，则能达到精审的地步。 张涌泉研究敦煌俗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强调敦煌俗字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因为敦煌文书大抵是六朝至北宋初年的手写本，多佛典用语、俗字、俗语词、假借字，隶、楷、行、草并用。今天的学者要研究敦煌俗字，必须对这种语言特点有充分的了解，还要具备以下几种基本技能和专业素养：第一，谙熟佛教用语和俗语词；第二，具 备一
9、定的音韵学知识；第三，通晓汉字的各种形体；第四，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 (四)俗字发展的受限因素类 郝茂的论唐代敦煌写本中的俗字主要是以饶宗颐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为材料，以唐代的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三书为正字标准，把所辑录出的俗字与正字进行字形作比，在此基础上将俗字分作八大类：改换构件、改换笔画、简化字形、繁化字形、更替意音、楷化草书、采用古字、变换结构。并对此八大类俗字进行正字理据的分析，得出俗字的理据性比正字的理据性弱的结论。同时作者在文末还谈到了影响俗字向正字进行历时性转化的原因，认为除俗字理据性弱之外，还有两点原因：流通范围的广狭与权威规范的影响。 黄征敦煌俗字要论主要是驳斥俗字之
10、“讹火”论。作者通过考证和分析认为，俗字讹火恰恰表现了敦煌俗字是丰富多彩的，即“俗字之讹任意无限大”，且“字字有来历”。作者考察了其各自生成的原理、变化过程、兴衰历史，并从资料丰富、书体丰富、书手丰富、类型丰富、载体丰富、时代众多、地域广袤等七方面对敦煌俗字的丰富多彩性进行了论述。此外，他还指出俗字应用范围极广：无论在民间还是朝廷，无论是民间的通俗读物还是儒家经典，甚而皇帝的亲笔题词都少不了俗字的影子，可见“庶士同流，庸贤共处，语论相接，十之七八，皆以协俗”。他还认为敦煌俗字的兴衰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的分合宁乱。例如到了汉代，小篆的正字地位被隶书取代，“隶变”的剧烈过程造就了一大批俗字。
11、再如，唐代的避讳现象造成了一批俗字。唐安史之乱后，政局不稳，藩镇割据日趋严重，汉字的应用自然也就混乱起来。 (五)俗字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类 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首先对写本学(又称为手稿学)作了界定，并论述了敦煌写本研究之重大意义；又以此为基点，充分论证了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与写本时代之关系、与写本真伪之关系以及敦煌写本俗字在探究写本性质与来源方面的重要价值。综合敦煌写本俗字与写本关系的论述，作者认为“写本学”的建立意义深远，既是研究敦煌文献之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的重要基础。写本学研究的内涵主要在形式、字体、纸张等方面。无论是写本或刻本，一切书
12、籍均透过文字来呈现，写本与刻本在文字上除了有字体与书风的不同外，更有规范化正字与随手而写俗体的重要差异，这无疑是“写本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 (一)研究的优长之处 通过以上回顾，不难看出，当前对敦煌俗字的研究关涉到了敦煌俗字产生的原因、敦煌俗字的特点、考辨俗字的方法、俗字研究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俗字流传的范围、受制因素、俗字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俗字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研究的范围比较大。而且，研究中选用的材料也较为广泛，诸如写本相书、僧诗、蒙书、愿文、题记、佛经材料及敦煌变文、杂曲子、王梵志诗等俗文学作品都曾是学者开展俗字研究的对象。 在有关敦煌俗字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中，俗字考
13、辨类文章最多，共有七篇。这七篇文章虽然考辨的视角和对象有别，但几乎均是运用偏旁分析，异文比勘，归纳类比，文献佐证，审察文义、金石材料的古文字形体、音韵知识、佛经原文，字形比勘等方法进行的考释。运用手段之多样，考释之精细，论述之充分，都使我们获益匪浅。有关俗字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问题也有学者有所涉及，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其和写本学之间的关系，但其切入点也是较为新颖独到的，很有启发性。讨论俗字审辨方法的两篇文章则很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一篇提出了俗字考释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另一篇则基于敦煌写本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研究者自身所该具备的基本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学者们深入研究指明了学理路径。 在分
14、类问题上，学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彼此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互补。如杜爱英在她的类别九增加构字部件类，未能道出所增加的部件的功用，就像吴军兰在敦煌写本繁化俗字例析一文类别二累增法中也丝毫未涉及这种累增的作用。而井米兰在她的构件层面的第一大类下的第一小类中指出：“为强化表义，表示其意义类属。”一针见血，的确如此。而张涌泉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一文中“受构形法影响的类化”这部分内容恰好支持了井米兰这一观点。再如。吴军兰敦煌写本繁化俗字例析易旁法一类中提到偏旁更换的情况，但并未指出有些偏旁的更换在意义上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例如禾旁和示旁，耳旁和身旁。这一点在杜爱英的敦煌遗书中俗体字的诸种类型一文偏旁通用类别
15、中有更完备的解说。但她所举例中的手旁和木旁字应该归属于偏旁讹通类，因为这两个偏旁在意义上并不相近或相关，而恰恰是因为形体相近才混用。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关于敦煌俗字类型方面的文章虽数量不多，仅有四篇，但其分类却相当纷纭，尤其是对大类下面小类的划分，更是标准不一。当然，很多时候各类别之间是没有严格界限的，再加上学者们分类的视角和侧重点有别，自然结论也会不尽相同，导致了分类的芜杂和繁复。例如：井米兰试图从笔画和构件两个层面对敦煌俗字典中的繁化俗字进行分类，这种分类较为细致，但她对笔画层面下的增笔繁化俗字的四个小类的划分好像理据性和说服力并不强。因为我们在划分俗字类别时，善于总结归类固然好
16、，但也不宜过于苛细，否则便找不准理据和界限，甚至会使各个小类之间差别甚微。与其如此，还不如适当地划分成几大类，也许还更易于把问题说清楚。 此外，各家分类不一，也容易在同一问题上出现观点相左之处。如吴军兰敦煌写本繁化俗字例析一文中类化俗字的例四和张涌泉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一文类化字研究与敦煌文书的校理这一部分的例六虽论述同一现象，但观点却不尽相同。我们可以通过作异文比勘，思考和查证哪种解说更具合理性。 其次，学者们认为俗字的传播受制于政治因素，这一观点无可厚非，我们举手赞成。但同时我们似乎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文化因素和人们的心理因素对于俗字的传播是不是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呢?我们知道，那些工笔吏，或者
17、文人墨客，抑或皇帝本人都少不了对俗字的运用，这种使用俗字的文化习惯自然有利于俗字的保留和传承。再者，文人学士自己也参与创造俗字，这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有所记载。此外，古代的儒家经典和碑碣照理说是要运用正字的，可其中也不免夹杂着俗字，这自然也有利于俗字的承传。当然，俗字得以在书面语言中保留与传承及广泛运用与它本身的优势(简化是主流，繁化只是少数)密不可分。 再次，俗字的广泛运用和流传也与人们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关。如果不是俗字便捷与简单的特点和人们贪图省便的心理契合，或许它也不可能如此生生不息。郎中开个药方、杂货铺老板记个账目、老农立个契约、学童抄首打油诗，他们一般都是写俗字，不会想着全部采用很规范
18、的正字来记录生活中这些琐事，因为既不存在那个文化氛围，他们也没有那个习惯。这一求简的社会心理现象在千百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字改革和文字简化的举措中也可找到理据。 最后，在研究敦煌俗字时，切不可仅局限于现有的敦煌文献材料，而要追远溯源，即使上溯到六国时代也不为过，这样我们才能占据第一手翔实可靠的材料，由此得出的研究结果才能更真实可信，更具说服力。饶宗颐老先生在敦煌俗字研究序一文中的意思也是如此：“埴经猫獠一词，近时潘石禅教授举敦煌本佛乘，力证猫当为?C之俗写，不知武威汉简，泰(大)射?C?正作猫?o。余所见建初四年简有猫君，未必果为俗体，字实早见于汉代文书；知此类异文，非局于敦煌写本，事实更有其远源也。”再如，“继服虔通俗文，隋秘书监王劭有俗语难字之作，揭出俗之一义，意存匡正，惜其书靡传，碑碣别体，近人理董者多，其书满家，远则六国字例，凌杂更甚，遥开六代之先，治敦煌学者倘能溯源及此，所得当更倍蓰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敦煌俗字研究这一领域天地广阔，此后推出的文章在研究范围和空间上应当更为广泛，研究材料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手法也应更加科学、全面、审慎。我们期待在这一领域能够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从而为敦煌文献其他领域研究的顺利开展贡献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