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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执政”：党在探索执政方式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1这绝非偶然。科学、民主、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执政目标。自觉地把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三执政”的理念，是我们党在科学总结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党长期执政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2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在各个历史时期，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和肩负
2、的任务不同，执政方式也有所不同，党始终在不断探索着符合客观规律的最佳的执政方式，并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考察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进，科学总结和认真汲取党长期执政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一、 必须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执政实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我们党55年全国执政的主要经验，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作为第一条，是抓住了我们党执政的根本问题，总结出了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经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治国理
3、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不动摇。但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使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多年，执政70多年（局部执政18年，全国执政58年）的历史表明，我们党只有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能不断取得成功。反之，凡是教条
4、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做出的个别论断，必然使党和党领导的事业遭受巨大挫折。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党曾经发生过多次严重失误，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坚持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红军损失惨重，几乎陷入绝境，被迫进行长征。这就是一次血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初期，由于缺乏执政经验，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起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发挥了应有
5、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他的弊端日益显露，极大地阻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认识上发生偏差，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强调公有制越纯越好，后来，又对形势任务的判断发生失误，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转变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抓“革命”促“生产”，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危及了党的执政地位。 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领导全党坚决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并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到当今的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
6、的实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才正确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执政党必须解决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其中所蕴涵的深刻经验告诉我们，一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二是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执政实践，同样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
7、意义。 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不断研究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坚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坚定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是要正确处理继承、坚持与创新的关系，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样才能大大
8、推进全党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提高，才能用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的思想、新的结论来丰富和充实我们党的理论宝库，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使我们党的执政实践充满勃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就是一部从局部范围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过程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局部范围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的环境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正是由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马克思
9、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三次与时俱进。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就是：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个最新成果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既是立足和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指导和推动着中国特
10、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的重大实践创新；既焕发着璀璨的理论光芒，更映照着辉煌的实践光芒。 二、 必须始终坚持执政方式上的与时俱进 执政方式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认真总结70多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发展演变的历史，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必须根据执政环境、执政任务发生变化的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必须坚持执政方式上的与时俱进。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我们党55年全国执政的主要经验，把“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条。 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是有规律可循的。执政方式受一定时期的执政环境和执政目标的规定和制约。党的执政目标与执政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
11、度来认识，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目的决定着手段，手段服从并服务于目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是实现其执政目标的必要手段。而执政目标和执政方式二者与执政环境又有密切联系，执政目标和执政方式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执政环境因素。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执政党采取什么方式执政，除受国家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外，本质上受执政目标和执政环境的规定和制约，执政方式服从和服务于执政目标和执政环境，并对执政目标和执政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其中符合客观规律的执政方式对执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和执政环境的有效利用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违背客观规律的执政方式对执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和执政环境的有效利用起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 新民主革命时
12、期，党在局部范围执政，能够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和中心任务的需要，在党政关系和权力配置上，灵活地比较好地采取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既保证了党中央的有力领导，又调动和发挥了各地方各部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这一时期党的执政方式与党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初期，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保证军事斗争取得胜利，一个地区往往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以便必要时可以指挥调动一切资源以支援前线，这就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党组织与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战争为中心，党、群众和政权“不得不一齐军事化”，不可避免出现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13、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于是就有了抗日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三三制”的政权组织结构体制。“三三制”政权在政治上由共产党领导，在组织上、体制上实行党政分开，而不是由党控制、包办，更不是党政不分。实行这种体制的结果，不仅没有削弱党对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反而更有力地将各界爱国人士团结在中共周围，壮大了抗日力量，巩固了敌后根据地。抗日战争后期，在抗战地区活动独立性增强，党政军民关系上出现不协调现象时，为了使各抗日组织和各方面工作紧密配合，以集中全力开展对敌斗争，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即党领导一切，以保证革命获得成功，党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党的“领导一元化”原则
14、。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出于军事斗争和统一筹建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需要，中共中央适当缩小地方自治权力，在全党全军和各政权机关实行完全统一的政策，即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到党中央，使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得到加强。新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党的执政方式，深深打着战争年代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烙印，体现着战争年代的特点和党的工作要求。这一时期的党的执政方式都为实现这一时期的党的中心任务、为党最终领导广大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主要任
15、务就是领导国家经济建设，过去在革命战争条件下形成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以大规模政治动员和武装斗争为手段、高度集中为特征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显然已经不适用，党必须探索新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和平环境中，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方式本应该是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化的方式。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领导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力图纠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一元化倾向，理顺党政关系。也想极力通过民主和法治的轨道，来实现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的正确领导，并着力实现共产党执政与人民民主制度的有机结合，从而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道路，又有别于斯大林集权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16、新路。但是，后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等原因，党没有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没有更多地采取民主的法治的方式，而是仍然沿用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人治”的那一套，在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搞“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党并没有把属于国家的权力还给国家，而是继续占用，党委包办了许多政权机关的事务和社会事务，政权机关在一个时期形同虚设，“社会人”成为“单位人”，社会的许多职能被党委取代，党委的权力被不恰当地放大。这个例子从反面说明，执政党必须善于根据执政环境、执政任务发生变化的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必须坚持执政方式上的与时俱进。否则，
17、将会使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重大挫折和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严重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党的执政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全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执政环境、执政任务的变化，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执政方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首先，重新认识并科学界定了党的领导的主要职责和范围。党的十三大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
18、，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3 强调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次，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党的十三大，把党政职能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和切入点。报告分析论述了党政职能不分的弊端和党政职能分开的好处；进一步指出要明确划分党和政府机关的不同职能，使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提出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的设想；提出中央、地方、基层党政分开的方式应有所不同等，对领导体制的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尽管一
19、些改革的具体措施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完全实施，但有些具体措施作为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今后领导体制改革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第三，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使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重视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显著特点。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4 他进一步强调：“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
20、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5 根据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逐步加强了党的各项制度建设，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对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和干部制度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党的各项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 应当说，从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和进步。这也是近些年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
21、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的背景下，我们党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我们党自身所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党的执政方式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的方面，有些甚至还需要下大力气改进。于是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改进“执政方式”重要任务。后来，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集中阐述了“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问题，强调“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 党的执政方式的不断改进创新，不仅大大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而且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
22、式和执政方式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 必须始终坚持为民执政、靠民执政，实行民主执政 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始终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执好政，必须始终坚持为民执政和靠民执政，实行执政的民主化。 “执政为民”，回答的是为谁执政的问题。“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靠民执政”和“实行执政的民主化”回答的是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人民群众
23、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执政才能执政得好，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牢不可破，党长期执政才能有可靠保证。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个党员，在发展过程中曾遭受两次失败，可是为什么能够局部执政，并在1949年取得革命彻底胜利、夺取并执掌全国政权？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一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
24、主主义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民得解放，为了让人民能够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生活。因此，赢得了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所以由小到大，以弱胜强，取得最终胜利，主要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6 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支持？最重要的一条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进行统治，缺乏民主，因而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始终没有放
25、松对最广大的人民实行民主，在革命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选举、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延安时期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是全国人民公认的民主政权和清廉政权。党在这一时期的执政实践中，创造了很多宝贵的执政经验，至今对我们有启示意义。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答读者问中说：“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
26、”党还在解放各大城市后，在地方上创造了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多种民主形式，颁布了民主建政通则等重要文件，使广大人民群众一解放就享受到了民主的权利。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党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原则和新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原则，又强调了这是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政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只对极少数反动派实行专政。其次，为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下建立新政权，党号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制定
27、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党员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运用这种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用来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始终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考验，也是建国前毛泽东特别关注，在建国后他和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经常深入思考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古今中外的政党发展史表明，任何政党执政以后，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严重脱离群众，最终会丧失政权。但是，只强调权力的本质（执政党的权力是谁给的、为谁服务的）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强调权力要依靠人民行使，权力的运行必须通过民
28、主的途径和方式来进行，即民主执政。即使是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党员领导干部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些执政的根本问题，也同样难逃失败的命运。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垮台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我们党执政的历史上也有过深刻的教训。1957年后，我们开始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大跃进”期间，党中央提出“党委负责”“书记挂帅”原则，后来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并逐步被推向极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
29、个人，最后变成了个人领导，出现“人治”的不良局面。这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后基本成为所谓的“橡皮图章”，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名寸实亡。当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于是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整个过程，就是人治的结果及其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专政”，不是民主执政，而是“人治”走向极端的反映。当时，个人崇拜不断滋生蔓延，领袖通过自己的威望和魅力号召群众忠于自己并向敌人专政，群众则借助于领袖的力量对自己所认为的“阶级敌人”进行专政、以此效忠于领袖，整个社会呈现的
30、是“人治”下的畸形的、无政府状态。这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着力解决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努力探索执政的民主化道路。实行了集体接班、集体领导制度，彻底否定了个人接班、个人集权专断的错误做法。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民主监督，防止少数人说了算，更不允许个人专断。实行决策民主化，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完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
31、求意见制度，这些制度促进和保障了党内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宗教
32、政策，等等。这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逐步推进了我们党执政的民主化进程，有力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正确性，巩固和发展了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总体上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但是长期执政的情况下，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考验更加严峻。总结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民主执政”。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
33、、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可以说，能否做到民主执政，使权力运行通过民主的途径和方式，对执政党的兴衰成败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党的宗旨、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为民执政
34、、靠民执政，实行民主执政，我们党才能减少和避免执政中的各种失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 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实行依法执政 执政党依据什么执政，是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也始终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执好政，必须跳出“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传统治国路子，摆脱革命党的历史身份束缚，探索、总结和运用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政党执政的科学方式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实行执政的法治化。 在半殖民地本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要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这是革命与法制的对立性质决定的。就全国讲，法是
35、维护三大敌人的统治秩序的，如果要讲法，就不能革命，对反动统治阶级就是要“无法无天”。但是建国以后，党在全国执政，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党，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时在和平建设时期领导经济建设，党就要探索、总结和运用现代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政党执政的科学方式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否则，如果继续简单地信守在革命战争年代特殊条件下，党局部执政所形成的那一套思路和方法，必然给国家、人民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而事实上，建国以来很长时期内，我们基本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因此，造成了人治的混乱局面。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而作为
36、执政党的目标则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革命时期党的功能是进行暴力革命，而作为执政党，其主要功能是谋发展；革命时期党的利益表达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执政党的利益表达则是综合协调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在全国执政以后，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跳出习惯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 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党法关系，说到底是权力与法的关系，也就是党的领导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怎样摆正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法治还是“人治”，权力要不要接受人民及法律的监督制
37、约，这些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重大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7 正因如此，中央提出党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气也开始滋长起来，同时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为个人意志的随意表现提供了可能，使位于权力顶端的少数人具有超越任何约束的能力，而法律正是个人意志得以实现的障碍。于是出现以党代法的现象，党在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手段上，更多地强调政策，甚至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1958年
38、 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这一套。我们的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由于党的最高领导层对“权大于法”的倡导和标榜，从而导致全社会对法律的蔑视心理，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当作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使民主法制遭到全面破坏。认真汲取历史教训，邓小平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以党治国”，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8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9还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
39、的16字方针，强调党和国家、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主张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党的十五大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明确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重大决策，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标志着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治国理政方式上的根本性
40、转变，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开始步入法治化的轨道。 总结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依法执政”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行了具体阐述。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各级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党员都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要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41、，依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五、 必须始终遵循科学规律，实现科学执政 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着眼未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来要求，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是，要始终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有这样，才能长期执政，执好政。 规律，是事物发展进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律具有客观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可以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政党执政活动也如此。纵观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当代各国政党盛衰沉浮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政党的执政活动具有客观的规律性，诸如政党的定位及其功能、政党的执政方式、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政党的监督等，属于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同成果，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政党学说。遵循这些执政规律，就能成功执政；违背执政规律，就会受到挫折甚至导致执政失败，即使是工人阶级的执政党也不能凭主观意识蛮干，随意违背和抛弃这些执政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