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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忏悔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关 键 词】“中国的忏悔录”；极左思潮；启蒙。 巴金随想录问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它的出版与发行，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新高潮，对于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塑与高扬，对于纠正“极左思潮”，对于“文学救世说”的接受与推行，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一、批判“极左”思潮，启蒙国人灵魂 随想录创作于1978年到1986年，正值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在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思想界掀起了清算“文革”的思想风暴。1988年10月王元化、王若水创办新启蒙论丛，半年时间先后出版时代与选择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虽然
2、仅仅发行四辑便停刊了，但是它在8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启蒙”作为描述后“文革”时期思想解放特征的词汇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可。“新启蒙”更多用于以思想理念影响人，以知性照亮人的心灵，它的核心是使人成为按照理性思考和行动的“成熟的人”。张光芒在他的“启蒙论”中把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人性启蒙概括为递进提升的三个层次，即自由意志、理性意志、道德意志。新时期的新启蒙所要完成的主要是后一项工作。随想录一方面以文学的方式参与这一项工作，另一方面其文本又诞生于新时期的启蒙运动中，它的演说策略必然受制于新启蒙的历史语境1。“文革”期间，法律形同一纸空文，而法律又是道德的最低线。践踏法律，就
3、意味着丧失道德。在那个非常的岁月里，武斗成风，一片狂热，无数人死于非命。“红卫兵”可以任意抄家、烧毁“四旧”物品，随意取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现象在随想录得以充分的再现。巴金在新启蒙思潮中，创作五卷本随想录旨在拯救被“文革”抛失的“道德意志”，重新找回失落的道德感，把中国人民从“文革”思维的泥沼中解放出来，这种思想的新启蒙意义不言而喻。 随想录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新启蒙”运动，是与“五四”运动启蒙思潮一脉相承的。陈思和先生认为，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他把这两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
4、中的庙堂权力与民间权力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走这条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者是作家或者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绝不是用强调专业来掩盖对现实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来体现。这两种意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民主空间比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
5、作用更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轮美奂的境界，更主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2。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在法国巴黎卢梭石像前瞻仰，被卢梭的忏悔录深深地震撼。茅盾去世后，巴金接过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一职，当之无愧成为文坛的盟主，自然有了“庙堂权力”，表现出一个老作家的权威。随想录的创作，在中国大的上掀起了一股风暴，勇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严厉反思“文革”，不诿过于人，这在“文革”结束后初期、极左思潮依然存在的环境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巴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探寻“文革”产生的根源，扫除国人的“极左”思想，重新塑造国民精神。这有力地
6、延接了五四时期鲁迅“重塑国民性”火炬。青年的鲁迅本是在日本学医，父亲因病早亡让他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然而当他看见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处死中国人时，国人却踮起脚跟一睹为快杀人场景。国人头脑简单、四肢健全的看客形象深深地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鲁迅弃医从文，用文学来塑造国人的灵魂。鲁迅与巴金在文学作品中的“广场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他们要用文学作品对国民的心灵进行洗涤、荡尽残渣，还心灵以明净。巴金在“文革”刚刚结束便要创作清算“文革”的随想录，他看见了血淋淋的残酷现实，他洞察了极左思潮对中国近于毁灭性的创伤，不顾年迈力衰，奋力呐喊，震醒了一批似梦非梦的中国人，使国人尽快摆脱“文革”阴霾，使国民精神
7、旧貌换新颜。 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极左思潮”若隐若现。巴金深知当时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是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与内地相比，那里少了许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断遭到批评，文章甚至遭到开天窗的厄运。至于还有人把巴金写于随想录之前的作品，如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重又孤立地拿出来按照现在的一些观点予以“讨伐”，更是不可取的粗暴于简单化3。那个渐行渐远的“极左”岁月，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许多“极左”行动，今人觉得可笑而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里却是那样的天经地义的。随想录面世之初，有人指
8、责巴金不该赞同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遗言；指责他几次谈“小骗子”，揭露了阴暗面；指责他主张讲真话，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曾经有人企图把巴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更有甚者，叫嚷要枪毙他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分工文艺和出版工作，当时“极左思潮”再度抬头。从实际出发为稳定人心，四川省委宣传部公开表示四川文艺界的主流是好的，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立即有人指责李致他们包庇有问题的人，“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4。历史是检验一切是非公平的裁判官。随想录在极左思潮尚存的环境下出版发行，体现聊“世纪良心”与良知，人们对巴金深沉的呼唤，表达了对这位历尽苦难仍然保持着一
9、片真心的伟大作家的最高尊崇，千浪淘尽始见金，随想录在重重的谩骂与指斥中，最终赢得世人的青睐。 出于一个伟大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巴金在随想录中大义凛然地回击与批驳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潮。有人要批判赵丹的临终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巴金却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一文中，赞同赵丹的话；接着又以“究竟属于谁？”为题，深入地把“文艺属于谁”的问题提了出来。一般读者很可能把它当作“一般的”理论看过便了，而那些有权宣称“我说了才算”的人感到“如芒刺背”了！在有人大肆攻击“西方文化”污染了中华神圣的净土，号召批判“全盘西化”的时候，巴金在一封回信中，回答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的提向时，说“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
10、危机”磨刀霍霍，“左派”们一直想对巴金动手，只能施放暗箭。于是，他们以内部文件的方式，把巴金的某些文章不记名地摘引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供人们批判参考。一家权威性的报纸针对巴金提倡讲真话，发表短文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刘宾雁一伙不也是在说他们在讲真话吗？”此时此刻刘宾雁已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在这个时期，巴金“文革”博物馆一文遭到封杀5。斗争辩是非，都争现真相，巴金的随想录是在争争吵吵中逐渐被世人接受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国人停止“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他认为，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政治环境较以前大为改善，李致
11、主编的讲真话的书再版时补校了“文革”博物馆，去掉了存目。 从近代社会以来，价值观的问题已成为哲学的核心。十年浩劫使我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的废墟，一切价值观念均已坍塌，“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进入新时期的文化重建主要是指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重建。这一时期的论证纷起，表明文学界正在探讨在原有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体现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可能性6。面对道德的沦丧，巴金希望以随想录来拯救世人的灵魂，找回被肆意糟蹋的道德，把是人的思想从“文革”思维中解放出来，抚平那个“人兽不分”年代对人们心灵的创伤，重新塑造人们十年文革时期丧失的亲情、友情与爱情，让人间神圣的感情再度绽放出
12、应有的光芒。 “文革”浩劫，巴金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莫大的冲击。不仅他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摧残，连他相濡以沫的老伴萧珊受到迫害，也离他而去，这对巴金真是无可弥补的重大悲痛和损失。时至今日，萧珊的骨灰盒还放在他的卧室里陪伴着他，萧珊的形象还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然而巴金是坚强的，他终于以八年的时间陆续写出了一百五十篇随想录。远在青年时代，他在巴黎瞻仰卢梭石像时，就已经萌生了要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努力学说真话的念头。在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后，他鼓起了足够的勇气在讲真话。第一，要经过作家自己的“良心”检验，包括对自我的某种否定。第二，需要不顾个人的得失甚至安危，真正为人民的复兴和愿望而呐喊。而在一
13、般人往往为了保住自己可怜的生存权利，就怯懦而可悲地赖活着随大流地说假话。巴金就是从这种奴隶哲学着手解剖自己，坦承自己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逐步抚摸自己的良心，唤醒自己灵魂的觉醒，而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随想录的时代意义就在于以个人的思想发展总结出历史的教训，从而给大多数人以启示，以反思、以自省，从根本上来制止再一次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这种自剖和坦承是沉痛的，是需要非凡的勇气才能做到的。在体现时代精神的意义上，巴金的随想录比起卢梭忏悔录更伟大7。随想录是巴金以赤诚的胸怀来观照“文革”中的是非与得失，站在救世的顶峰上，俯瞰“文革”这场劫难，这高瞻远瞩的视野也是忏悔录无法比拟的。 二、真诚忏悔救
14、人心，文学救世救社会 随想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这是作家真诚态度的集中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忏悔意识，大凡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声名，就要把自己装扮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仿佛一贯正确，从来就没有犯过错误。但一个活人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于是，就有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做法，说假话成为他最大的本事。林彪甚至说：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可见瞒和骗已近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文革”结束之后，各色人等一下子都成为被害者，很少有人承认自己做过一些错事，甚至参加过御用写作班子的人，也声称自己一贯正确，从来没有写过错误文章，说是一开始就与造反派划清了界限。其实，实际情况远把简单的
15、派别划分得复杂，即使真正被打倒的人，在他还掌握权力之时，也曾打击过别人。“文革”期间，巴金没有掌握过什么权力，也没有主动去整过别人，但为了保存自己，在以往的多次运动中，也被迫写过一些表态文章来批判别人，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本是常事，几乎人人有份，于是大家也就不觉得是一回事了。但是巴金很认真，他在随想录中反复提起这些陈年老事，深感愧疚。这就可见巴金的真诚8。十年浩劫，真诚被无情践踏，人间充斥着假情、假话、假事，变成了地狱，吞噬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巴金在随想录中以真诚来感召天下人，对自己过往的错误用解剖刀来一点点挖自己的心，对那些遭受自己创伤的人们表现出赤诚的忏悔，不加掩饰，不需遮蔽，坦坦荡荡，真
16、真切切，最终赢得世人崇敬和赞颂。 巴金在随想录中通过忏悔来救赎生灵，是他一贯倡导的文学救世说的创作思想的表现，他在复仇的序中毫不隐讳地说：我哭了，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自己的痛苦而哭。这许多眼泪就变成了这本集子里所收的几篇小说。文学救世说自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第一声呐喊后，便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个理论同儒家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严格地讲，20世纪的文学救世说早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忧国忧民意识。它表现出以启蒙主义，尤其是以浪漫主义为特点的西方意思形态。所以巴金用耶稣基督的形象来比喻自己，实不足为怪：“现在我却要学那个历
17、史上的伟大人物基督那样来诅咒人了。”（光明?序）传播福音，拯救人类这是巴金交给自己的历史伟命。唯他要宣传的并非新约的教义，而是世俗的西方启蒙主义思想9。十年浩劫，人变成兽，人性丧失，兽性发作，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随想录以客观冷静的心态勇于当担的情怀，严厉地剖析了自己，剖析了那个人吃人的非常年代，让国人永远吸收这血淋淋的教训，使狂热的中国人清醒过来，勇敢地抛失兽性，回归人类良知上来。 巴金这种文学救世说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的实践。“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做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
18、太可怕！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探索集附录我和文学）“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后记）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巴金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履行责任。他对假如我是真的人到中年的肯定也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有关。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被认为“戏中由人物形象形成的环境，对三中全会以后的现实来说，不够真实，不够典型”“对不应该同情的人物，不加分析地同情”的时候，巴金却提出了相反的评价：“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话剧，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像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再谈小骗子）对于谌容，巴金在随想录里两次表示支持：“人
19、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人到中年）。“她（谌容）有说真话的勇气”（三论讲真话）。巴金对这些文学作品的评价包含两层意义：一个是对新一代作家的表扬，另外也是通过赞成他们的创作精神来实践自己的主张10。谌容人到中年通过病床上大夫陆文婷回想人生的坎坷与磨难，表达了“救救中年知识分子”核心命题。巴金予以支持，后来中央加大了对中年知识分子待遇改善力度，为中国社会保护精界阶层做出了贡献，可谓是文学救世说在现实层面上的真实实践。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中说：“我看自己的一篇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和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11奴性是中国传统社会奴化教育的结果。“文革”期间，在暴力与强权之下，国人心甘情愿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住进“牛棚”，由人变成“牛”，国人的奴性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检阅与打展观。巴金在随想录中以悲天怜人的心情，对“奴在身者”与“奴在心者”进行精致地刻画，洋溢着一股浓烈的人道主义情绪，对兽性大作的年代中人们的苦难寄寓了最深切的悲怜与同情。随想录旨在反对封建主义与个人解放，具有深沉的人文批评色彩，对封建法西斯种种暴行彻底暴露，还世界文明礼让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