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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的建构原则与构成要素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尺，将其纳入国家整体实力的评估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标准”的做法。在我国，明确地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这一新高度，并纳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战略中，是由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 当前，作为“实体”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正处在一种“生成”之中，其中尚未成熟或仍待培育的任务
2、非常之重。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道路处在急需研究反思与完善的阶段。同时，作为“理论”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正处在一种“探索”之中，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表层化的研究替代与占据着深层的研究努力，从而使得这样一种被看作是“应景”的课题“作业”，缺失了“国家高度”的文化软实力研究，越来越理论化而无操作性。当然，这也与文化软实力自身的研究性质有关，它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却被我们诉诸于自然科学的量化标准，将其带入到“可操作化”的实证研究之中，但这种努力可以为中国发展提供一定的衡量标准，并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提供一套发展指数。 一、 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内涵与指标原则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
3、述了“soft power”概念。但是它对于这样一个概念的界定也是不同的。在1990年发表的Soft Power一文中，他指出，“同化权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 2002年他又在发表的Why m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一文中，指认它的实质在于“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在他看来，“soft power”的三种主要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soft power”在国内被翻译成“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等，对此有
4、学者提出一些争论，本文认为，提出文化软实力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问题”。将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转译为“软实力”本身有一个语境置换的问题。“soft power”提出主要基于美国国力的下降，从本质上来说，约瑟夫?奈讲的的确是一种权力，而非实力。“软权力”不能包含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跨国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因为他们也有各自的影响力。“软权力”翻译经过了“中国化”的改造之后，“文化软实力”更加切近中国的和谐世界共处的涵义，而去掉了约瑟夫?奈“文化软权力”中的霸权色彩。当其被转译为各个国家的语汇时，均成为了一种“国别性”的概念。在中国学术界，译为“软实力”的则意味着从原先的“软权力”一
5、种强调“控制”“他者”的视野（虽然是一种吸引而非强迫）下行到一种强调自身“实力”而与“他者”“共生”的理念转换，从而具有中国特色气派。这一转换实质在于：与西方文化软权力区别开来，建构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这就标示着：第一，是非零和式的“共生”。第二，从主张的本国的现实利益（本国向度）到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和平做出贡献也是一种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世界向度）。第三，逐步确立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2 从上述的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内涵”的“和谐纬度”，并本着为有效评估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要素进行指标性的建构。文化软实力指标建构应该遵循的原则。 1 系统性原则
6、按照文化元素多重性，必须涉及到体制文化、传统文化、观念文化、外交文化等等。同时，在每一个文化要素的内部，还存在着自己的一个整体系统。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系统工程，在其指标考察上必须注意到，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及之间的相互关联、还要从系统的功能上，区分出文化软实力自身的系统的功能上作出一定的划分。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部，它整合解决了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之间的悖论、解决了价值观多样性与价值观统一性之间的悖论。3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出过文化的“深层结构”说为启示也深刻地指出了文化的系统性，4在他看来，某一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
7、“系统”的方法去综括之。 2 深层性原则 文化的属性赋予了文化软实力指标的设置必须有文化层次，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指标设定的意义，即从国家高度着眼，从严密分析入手，有创意地展开指标的设置。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联系我们与大自然和未来的纽带。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从广义上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囊括了人类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活动，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人性就是一切活动的基点。从狭义上说，它是人的本然需要，寻找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活动，是真善美在现实碰撞中产生出的火花，它体现在宗教、哲学和艺术的活动中。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寻求文化软实力的指标要素的时候，应该从最能反映文
8、化对于作为人之存在最深层性的要素的把握，即将文化软实力放在一种人的存在的视角加以考察。 3 生成性原则 “文化软实力”不是一种凝固的实体，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与生成性。从历史来看，文化的生成可以说与人类的发展如影随形，人类的进化与文化的演进基本遵循着同一个轨道。人类不断地进行着文化创造，通过“人化”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在文化的孕育下不断成熟起来，经历着“化人”这一历程。将“生成性”作为基本原则是试图突破和超越以往人们对文化研究的单一思路，而从一个全新的多维视角来追问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发生和生成机制，以期从找到文化软实力的实质性要素，从多个方面，来勾勒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多维图景
9、，从而为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定位和发展寻找到合理的根据。 4 民族性原则 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在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路向和中国文化特色的探讨中，“中国的”、“中国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论题就不绝于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论题要解决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文化的民族性是指能够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国民品性、人格追求、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表现。因此，在文化软实力的指标要素的考察中，应当着眼于民族性的视野，这样才能抓住根本，真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二、 文化软实力
10、指标构成的“六大要素” 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一种基本的视角背景中，如何将中国在硬实力提升的同时，对其文化软实力加以考量？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软”实力，其同时必定是一个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内在的整个逻辑起点是什么？动力是什么？催进其不断提升的保障又是什么？或者一言以括之，其内在的逻辑体系是什么样的呢？问题显然比较棘手，作为一个“工程性”的总结，难免挂一漏万，而且其中由于文化的不可剥离性与渗透性而存在着交叉而尤显复杂。 1.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发展模式软实力” 作为核心要素的发展模式，它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指标要素：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效（绩效）。一种发展模式一定是系统性的，涵盖着政
11、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方方面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种发展模式，首先就应该看它是否取得全方位的实际效果。也就是说，要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地位是否有了显著的提高。其次是国内的认可程度。发展模式本身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是一种统治方式被认同的程度。因此，从国内民众的认同程度上考察是检验一种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很强的“实力”的重要维度。再次是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在文化生活的3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国际地位大体是：在131个国家中，中国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排第57位
12、，人类发展指数排第56位，都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文化竞争力指数排第24位，属于世界中等强国；文化影响力指数排第7位，属于世界强国。然后是国民的幸福指数。一个国家公民自身的幸福感是一种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检测点。幸福感与物质、经济等硬实力有着重要的关系，但幸福感更多的依赖于一种文化心理。最后是国际的认可（影响）程度。一种成功而强大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得到国内的积极认同，也应该会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2. 文化软实力的动力：“核心价值观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软实力”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思想整合性的动力，它首先要考察的是，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完备性。一种价值观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13、，从而发挥凝聚的作用，其理论自身的完备性与说服力是十分重要的。理论的完备性表现在，它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定位能否体现社会主体的价值判断，是否恰如其分地对社会主体各方面价值观做出整合。它还表现在它的自洽性，自洽性即逻辑自洽性和概念、观点等的前后一贯性，是指建构一个科学理论的若干个基本假设之间，基本假设和由这些基本假设逻辑地导出的一系列结论之间，各个结论之间必须是相容的，不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一个模型，它必须不能自相矛盾的。其次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正当性。如果说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完备性代表着真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面，那么正当性则代表着价值观、价值体系自身的价值性和价值理性方面。只有一种正当的价值
14、观与价值体系才可能产生感召力和发生实际正面、积极的作用。再次是对内的凝聚力。它是指组织对成员的吸引力、成员对组织的向心力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这里的组织可以是一个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是一个族群或民族，还可能是一个国家。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国民与社会的引领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信仰层面，使之产生超越自身、阶层、认识、利益界限的超越性力量；强化个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我对话式的反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个人反省的坐标、个人行为的标准、个人道德的判据。 3. 表现为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 国家形象是外部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它首先表现为国民素质形
15、象。国民素质是指某个国家内整个人口群体的质量水平，表现为整个人口群体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生产方式下所具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国民素质是指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总和。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不仅在于其物质财富的多寡，更在于其道德水准的高下。一个国家民众的文明程度，总是与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相关联。一个国家的民众素质，又是与该国综合国力相一致。国民素质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在现代社会，作为考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砝码，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元素，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其次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所谓的文化符号，是经过时间洗涤之后沉淀下来的精华，是某种意
16、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特征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一个广义概念，具体说就是一些客观存在的物质，如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麻花、东北的秧歌等等，都可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符号，正是这些符号构成了文化的固态内涵。再次是全球视野中中国文化的比较地位。它包含文化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成为国际标准、规范的标准量（文化贡献力）。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比“黄金法则”更久远、更美，但没有在国外广泛流传。国外华人的杰出贡献；国际标准的采用量。最后是文化的生产、学习与创新的水平。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学习力是获取和整合知识，并把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以获取和保
17、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能否赢得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其能否促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使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 4. 中国文化内部生态所展示出的力量：“文化生态软实力” 客观地讲，中国的国力增强，必须依靠一个文化的动力，而这主要来自于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生态平衡的背景。其重要性主要表现：首先，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中考量中国文化消融力。其次，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中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承接力。最后，表现为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中看中国文化的和谐程度。 5. 中国的外交战略：“外交软实力” 在冷战时期，尽管尚未有学者或政治家明确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但美国已有政治家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
18、性，并将其运用到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和平队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5其实“外交软实力”就是本国外交的过程中，自身的话语权力，引导国际事务协调的力量，是一种外交影响力的总称。 首先它体现为外交话语权。中国是当今世界发展最迅速、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纵向看，中国正处在几千年历史中发展最快的时期；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在对世界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考量一个国家能否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着自身的国际社会的引导功能，这直接地反映出该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实力程度。其次是在国际事务处理、国家间关系中的亲和力。中国的外交的出发点是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如何给改革开放一个安定
19、、有序、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而这就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正是本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和谐世界理论，中国不断地对外援助，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大国的风范，不称霸，不侵犯，互相尊重，这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亲和力，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重要表现。 6. 文化传播途径：“传播软实力” 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就能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6这里主要考察的指标应该首先包含文化产业状况、文化的“进出口”程度、文化竞争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