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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研究”面面观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讲的“革命”，特指急遽而深刻的社会变化，20世纪以后的西方学术界，“革命研究”成为十分活跃的学科领域，有精辟见解的成果不断问世。可是，就我国的学术界而言，可能是囿于学术成见或意识形态敏感话题而自我设防，学术意义上的“革命”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外学术领域出现“告别革命”的话语又充满了主观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偏见。显然，这种现状难以适应新时期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本文仅抛砖引玉，以期推动我国学界这方面研究的开展。 西方学者真正试图克服“价值判断”而以比较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对革命进行专题研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 一、革命的“一般
2、规律”：自然史阶段 这一阶段里，很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方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重大的“经典革命”，即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探讨。他们试图阐明这些大革命所表现的共同特征，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1)每次革命爆发前，大批知识分子不再拥护统治集团，反而撰写文章批评、谴责政府、呼吁改革。这些对立行为甚至赢得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成员的支持。知识分子的不满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常常代表大众的心愿，而且会在社会上进一步扩散。(2)旧政府崩溃之前，倾向于接受知识分子的批评，并试图进行改革。路易十六和斯托雷平垮台前都曾进行局部性的改革，不过这样的改革多出于应付，并没有给予知识分子真
3、正的权力。(3)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无能表现，即意味着政府失效(Government Failure)。而失效并非由反对派造成，失效的表现是国家失控或军队不听指挥。(4)革命派在夺取政权后，内部分歧最终引起混乱。旧政权被推翻后，革命派内部发生内讧，并分化成三派：激进派(左派)、保守派(右派)和温和派(中间派)。三派争执不下的结局就是政变或内战。最终获得控制权的通常是温和的改良派。(5)当温和派在旧政府遗留的组织框架内进行温和的改革时，激进的群体就会组织新的团体。(6)政治组织的彻底重建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不是发生在旧政府垮台之时，而是发生在激进派取代温和派之后，因为温和派面对压力和
4、混乱时常无所作为，而激进派可以采取极端措施来处理压力，获得最终控制权。(7)革命引起的混乱以及激进派控制权力常常会导致武力恢复秩序。(8)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因外国的武装干涉而使军事强人进入权力中心。华盛顿、拿破仑等都是这样上台的。这些人物之所以众望所归，就在于他们具有依靠军人背景恢复社会秩序的能力。(9)激进阶段过去以后，国家会进入注重实效的务实时期，在维护自身统治的同时，进行局部的温和改革。这一时期内，早期的激进人物大都死亡或在斗争中败阵，温和派占上风。温和派批评先辈的某些“过分”行为，把国家工作中心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 在第一阶段，学界还就“革命为什么能爆发”，亦即革命原因问
5、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而这三种意见反映了不同的学术旨趣和方法取向。 (1)“苦难产生革命”。即当压迫无法忍受对，苦难大众就会联合起来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规模扩大就是革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无法解释在同样情形的国家里，为何有的发生了革命，有的则没有发生。况且，决非生活在贫困苦难中的大众就一定起来革命。相反，他们根本无能力组织起来，其中一部分还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寄托于死后的天堂，不具备反抗意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不平等和压迫，但革命毕竟是少数，是历史发展中的非常态，更多时期内还是和平。 (2)国家政权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时，革命就爆发了。当一
6、系列社会问题如政权离心倾向、饥馑、统治集团内讧或战争等同时出现，实际上就宣告了其统治的崩溃，也就开启了革命洪流的闸门。这种说法有其可取之处，但无法解释革命会具体地在哪个地区发生、以何种方式发生。从历史事实上看，国家政权的崩溃大都是逐步发展的，并且上述情况几乎没有同时出现过。 (3)一种对未来生活的热烈向往动摇了大多数人对现实生活的信念时，革命就来临了。 二、作为政治暴力的一种表现：革命的一般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取得了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赢得了国家独立。暴力往往成为争取独立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手段。而且，即便独立后，革命、政变、骚乱和内战仍然随处可见。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
7、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暴力的一般理论。 (1)心理学方法解释。该方法最早由戴维斯(Da-vies)提出，后又被古尔(Gurr)加以发展。他们在接受“苦难产生革命”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是什么样的苦难”最有可能导致革命。心理学方法认为，如果大众视苦难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话，他们则会承受高度压迫和苦难。在戴维斯看来，光有“悲惨处境”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区的农民仅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年复一年地忍受着悲惨的生活而没有起来革命。首先起来反抗的并不是贫穷者当中最贫穷的人，而是那些企望改变生存条件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内心产生某种期望，而期望又受到挫折时，才最有可能产
8、生对抗和不满的情绪。他们会把对社会期望的焦点从物质条件转移到政治参与。如果革新政治的愿望一再受挫，就会导致大多数人相信：舍革命一途，别无选择。因此，任何国家大众期望被激发而又不能得到满足时，该国家的不稳定因素才会形成。这种情况在该国家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打交道时，或者其国内经济已有很大发展，但发展又不均衡时最容易出现。戴维斯认为，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提高了大众的期望值，如果随后出现了经济严重衰退，把期望值粉碎(经济增长的J一曲线)，那么就会促使大众产生被剥夺感和攻击感。 (2)系统分析解释。主要由斯梅尔瑟(Neil JSmels-er)和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从系统平衡分析
9、角度提出。他们认为，在寻找革命爆发的原因时，不应该把注意 力仅仅放在大众不满和期望值受挫上，而应该考察革命发生国家的社会组织系统。斯梅尔瑟认为，当一个国家组织结构中的各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年轻一代的梯队教育)都以大致相同的增幅增长时，国家、政府就会稳定。当某一个子系统独立发生变化时，就会造成国家大系统的不均衡状态。正是这种不均衡使大众产生迷茫感并招致新的价值观出现。而且一旦不均衡变得严重，又促进了对统治秩序构成挑战的激进意识形态越发广泛的传播。当值此时，一次战争、一次政府失控抑或一次饥馑便可摧毁政府。他还认为一个稳定而发展的社会，就是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的过程。能否分化并形成新的整
10、合机制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和尺度。一个社会的分化不均衡性经常发生，随之，断裂的可能性随时可以存在。正是由于分化和整合的不同步性导致社会动荡与冲突，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常见。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正是在上述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化导致革命”的理论。他认为，现代化之所以导致革命，首先是因为教育机会扩大和经济增长导致人们的政治参与欲望增长超过其政治组织所能提供满足他们参与欲望的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政治组织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导致要求变革的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存在，使政治参与欲望受挫，相应地导致暴乱、起义和革命。 (3)集体行动论和资
11、源动员说。显然上述心理学方法和系统不均衡发展说可以解释大众为什么会产生不满，进而反对统治集团，但无法解释革命为什么“能够”爆发。为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戴维斯和亨廷顿提出了批评，并进一步提出“集体行动论”(CoHective Actions)和“资源动员说”(Recourses Mobilization)o他指出，仅仅存在大众不满，而这些不满的人没有被组织起来(没有“集体行动”)或者缺乏某些“资源”是不能够导致革命的。不满情绪和冲突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存在的正常现象，只有当那些受到排挤和压制的政治派别拥有制造暴力反抗的措施和手段时，政治暴力即革命才可能发生。换言之，
12、当这类政治派别拥有某些资源或组织时，革命才有可能。革命不仅是不满心理所致，而是“不满心理+动员”所致。因此，他说，现代化可以带来“不满情绪”，但并非必然地导致革命发生。每次革命爆发前后，总会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政治现象存在，这些才可视之为革命的必要条件：政治上竞争对手或其同盟出现，提出排他性的政治诉求，意欲控制由统治集团控制的政府；竞争对手或其同盟对总人口中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的要求做出承诺；政府中某些成员不愿或无能力压制政治竞争对手或其同盟，同时也不愿或无能力满足其要求。除了这三点必要条件外，还有一条极易于爆发革命的条件，那就是政治竞争对手或其同盟与政府内某些成员结盟。统治集团(政府)与革命组织
13、之间，通过争夺“资源动员”环节也形成互动关系。 革命的一般理论从“期望受挫说”到国家“组织系统发展不均衡说”再到“资源动员说”，共经三个发展阶段。但是，这些理论在回答革命在何处爆发以及革命是如何爆发的这类问题时，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般理论”都把革命视为反对派反对现行统治集团，意图获得国家政权的集体行动的结果，然而很多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并不是从国内出现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的反对行为才开始，而是从国家行政机构内部出现故障或瘫痪时开始的，也就是说从丧失处理常规问题的能力时开始。“一般理论”正是忽视了国家行政机构内部出现问题这一革命的重要条件。第二，“一般理论”都把革命的根本起因归于现代化这一世界性
14、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期望受挫、组织系统发展不均衡以及资源从统治集团手中转向政治反对派手中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析本身就存在问题。 可以说，正是从被“一般理论”所忽视之处，西方革命学研究才逻辑地走人第三个阶段。 三、结构一功能主义的“革命”理论 结构一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在社会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会发生不同类型的革命。革命是国家结构功能削弱、精英与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大众起义三个因素互相结合、共同作用的产物。他们的理论从三个假设的命题出发：(1)任何国家皆为能够掌握其社会中全部资源的组织；(2)任何国家与他国在领土、军事实力或贸易等方面都存在着竞争；(3)某些种类的国家在竞争中可能表现不佳并容易产生严
15、重的政治危机。因此，结构一功能主义理论全部围绕着“什么类型的国家最容易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 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与他国的竞争中会遭遇难以抵御的外来压力。但是把军事失败视为爆发革命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很牵强。我们经常看到战争失败的国家并没有爆发革命，其国家(政府)也并未崩溃。一般而言，国家内部组织机构崩溃的可能性取决于其组织机构内部精英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而不论这些精英是世袭贵族、地主还是僧侣。斯科克波尔指出，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加强权力的措施以应付国际压力，通常会冒犯精英利益，因为国家这一目标会对传统的精英特权造成损害，对精英掌握的各种资源构成威胁。因此，
16、国家是否陷入危机就取决于精英影响国家的程度和利用其自身掌握的资源对抗国家的程度。 另外，该派理论家注意到军队是否忠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军队军官大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平民百姓灌输军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而且军队又与百姓互不联系，那么军队则是平抑国内动荡的可靠工具。如果军队都来自土地精英阶层，那么在土地精英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就会同情本阶层而站在土地精英一边。而且，军队倘若与平民百姓关系密切，便会削弱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忠诚可靠的军队，这样的国家极易爆发革命。 显然，在结构一功能主义者来看，国家结构功能的削弱或丧失是革命爆发的前提之一。那么哪种社会结构功能最容易削弱或丧失?他们认为有两种。第一，
17、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状况。即使政府官僚体制外没有存在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精英集团，国家与精英冲突仍能发生。梯姆伯格(Tfimmburger)认为，官僚体制内部占据行政或军队重要地位的，但又未拥有土地或与地主阶层关系疏远，而同时又接受服务国家和精英意识较浓的这类人，最容易向政府发难。或者政府给予这些人特殊地位，也可能促使他们向政府发难。一旦外国军事或经济压力出现时，如果他们认为政府不具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他们就会发动“精英革命”(Elite Revolution)。”精英会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或军事背景去获取国家控制权，重新提取和分配社会资源去应付国家面临的军事或经济压力。正是因为他们自身与
18、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深，才有可能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如土地改革、弱化传统势力的影响、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等去应付国外压力。第二，有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是 建立在施惠基础上的(Basis of Patronage)，这类国家行政高度个人化，政府领导人维护其政治地位的手段不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高度专业的科层制度，而是依靠一套施予恩惠以获得精英或下级官员支持的制度来维持的。其科层制度发育不良，军队系统内部相对独立，为了获得行政官员或军官的有效支持，政府领导人甚至纵容或默许他们的下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在这些国家中，经济稳定和发展给政府领导人提供可以建立广泛的施惠制度的基础；可是，一旦遇到经济
19、剧幅衰退或军事挫折，政府领导人没有丰富的资源来施惠时，其施惠制度就要失败，相应地，来自下级的支持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小规模的群众反抗行为便会使政府领导人惊慌失措，腐败的科层制度和军队限制了政府迅速扑灭群众反抗的能力。国家功能的失败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覆灭。这类国家就是艾森斯塔德所说的“新教会财产制式国家”(Neopatrimonial State)。 总之，精英与政府之间在税收、腐败以及对精英人物的打击迫害等问题上，使精英产生不满情绪，使冲突产生。正由于这些国家中结构上存在的冲突，使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反抗行为时，哪怕是小范围的，都惊慌失措，也恰是这一问题表明了国家功能的削弱或
20、瘫痪。当精英的对抗行为与群众反抗行动交织在一起时，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就会爆发。 作为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群众反抗行为是所有革命学者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群众反抗行动包括暴动、起义、骚乱、哗变、暴乱、罢工等。从参与者的阶级(阶层)属性来说，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直是群众反抗行为的主体。因此，可把群众反抗行动大致分为农民起义和城市工人起义两大类。 农民作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主体，不仅意味着职业性质的落后和原始，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一直都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他们控制土地的力量小、数量少，且必须向地主和国家承担大量税收、地租和徭役。在农业社会里，反对经济负担和土地兼并就像工业社会里的工人为
21、了改善地位而罢工同样普遍。农民起义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农民团结程度、农民计划能力和地主阶级脆弱性等几个因素是否同时存在。农民起义直接根源于他们对地主侵占农民耕地、税收和地租加重或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战祸等产生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当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受到外来力量(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的破坏时，就会引起强烈的迷茫感和怨恨心理。马丁?斯图亚特一福克斯(Martin StuartFox)在探讨20世纪为什么农民革命多集中于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的时候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对农民来说是中断其生活轨迹，迷失其生活方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耻辱感，特别是在对殖民主义的军事失败之后
22、。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提高而又受到挫折，而是出于维护其习惯的权利或希望恢复其被破坏的习惯的权利而以反抗行为作为其防守性措施。农民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对革命采取的态度，还影响了精英农民之间互相作用的性质，精英的目标只有与农民的世界观相一致时才能有效地交流。为此，他提出了农业社会的“道德经济”说(Moral Economy)。 但光有农民普遍的不满心理还是不够的，还要看他们的不满是否得到同情，其不满心理是否朝向同一个目标聚集。当国家在其统治区域内大面积地加重负担或土地兼并的范围急剧扩大，不满心理就会朝向一个明显的目标聚集。一个地区内大部分农民
23、负担相对较轻或土地兼并份额较小，尽管有部分农民处境十分悲惨，这个地区也不会发生农民起义。 其次，农民起义能否成功还要看农民是否拥有计划和组织行动能力。传统上有自我管理机构(SelfgovernedBody)的地区，农民一般具有组织和计划能力。而生活在地主本人或者其代理人(监工)严密监视下的地区，其农民一般不具备上述能力。杰弗利?皮格(Jeffery Paige)认为，农业生产以佃农或租赁耕种方式为主的地区最易爆发(农民)革命。 再次，地主阶级的脆弱性也是农民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地主阶级自身拥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各种资源，如武装、组织机构等，那么他们不需要国家的帮助就能镇压农民起义；即使
24、国家暂时无能为力，地主阶级也可以维持本阶级的权力和地位。有时候，地主阶级还利用农民反抗或者出于自身利益联合农民与国家对抗。而在地主阶级几乎全部依赖国家中央军队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地区，他们就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尤其是当国家陷入战争或经济困难而无暇提供帮助时，地主阶级可谓不堪一击。 但农民起义向农民革命转变则需要非农民阶级的外在中介。农民意识都是地方性(即地域局限性)的，其世界观和目标也是地方性的。如没有来自非农民阶级的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只能是散落在各地的分散行动。外来力量与农民起义结合，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全国性革命起到积极作用。其一，外来精英使农民起义由分散性向全国统一性转变。通过建立农民游击队
25、和农民组织，外来精英可以把全国性的革命目标灌输给农民。在没有自我管理传统的、分散的农民起义地区，外来的精英组织和目标，对农民起义转向农民革命具有关键作用。其二，使农民起义与城市起义同时进行，互相配合。城市起义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会首先使国家瘫痪。 在结构一功能主义看来，农民起义能否爆发取决于农民、地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影响城市工人起义(罢工)能否成功的因素为市民不满程度、物理因素(如城市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城市警察力量的大小和效能。 在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存在大量引起城市居民产生不满的社会因素，其中有两个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并常常因之而发生城市动荡。一是食品价格上涨，二是缺少就业
26、机会。但如果没有上述两种因素，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或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非必然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相反，如果城市经济发展并给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反而能促进政治稳定。只是城市发展与人口增长不相适应时，才会产生不满心理，而埋下政治动荡的种子。当然，城市起义的结果要视危机程度以及政治反对派对现政权的削弱程度而定。另外城市警察力量大小以及城市布局如巷道宽窄、居民区集中与否等也会影响起义成功的可能性。然而，政府可用孤立封锁的办法扼杀它，如果缺少其他地区或农村的支援。 四、行为主义革命理论 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其中，苏联解体以及东欧等社会
27、主义国家剧变，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西方学者为“幸遇”这样一个近乎实验室般的现场研究机会而兴奋不已。其中不少学者称之为“革命性的历史事件”。其兴盛一衰落一崩溃的历程，使西方学者的“革命”研究取向开始转入以具体过程为中心的理论探讨。另外，过去的 革命理论只回答为什么，而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内爆发，也没有解释革命目标和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因此找出过程中影响和制约结果的变量，建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阶段理论家努力的目标之一。最后，建立在“刺激一反应”理论范式基础上的行为主义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被重新重视。因此这一时段的革命学研究表现了行为科学和经验主义倾向。 对革命过程本身进行
28、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革命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施动组织”(Agency)两个特征u”。“路径依赖”指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行为、事件直接影响其结果(Outcome)，而施动组织的关键人物“施动者”(Agent)的决策直接影响革命能否成功以及如何发展，而不是由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所预定。关键人物的决策不同，战争或起义在过程中不同的时间内爆发，那么革命结果则大不相同。也就是说，革命过程中存在大量偶然的不确定的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会使革命结果千姿百态。 根据革命过程中不同因素和历史事件对于革命结果的不同影响，从其起源、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古德斯通用“革
29、命流程图”来说明。 “革命流程”的三个阶段即起源、过程和结果与国家、精英和大众三类革命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体上表述为： 任何一次革命都可以从社会、经济变化或某一项具体政策变化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变化可能对统治集团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其政治效能失败和合法性丧失。政治效能失败以外债过多、财政紧张、经济失误(通货膨胀、经济出现低增长或负增长)或军事失败等为表现形式，“而合法性则可能因为过分依赖外国、损害民族宗教和民族利益、向腐败妥协、国家不能平衡各集团利益而造成各种不平等或滥用国家暴力而丧失。政治秩序要持续长久，除统治权力外，还需要政治合法性。而现代社会里，许多发展中国家权威政治缺乏传统政府那样的来自
30、传统的合法性基础，也缺乏魅力型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缺乏民主制度那样的程序合法性。这时，权威体制只能在实体上多争取合法性，即通过发展经济、遏制通货膨胀来争取合法性，通过展示政府效能来解决合法性问题。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效能效绩有助于提高政治支持，其理论则是维持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又是政府效能或效绩的部分功能。而获得合法性，权威政府有两件要做的事：一是政治上保护社会使之免于内部颠覆以及(或者)外部威胁，二是经济上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而合法性危机即意味着政治危机，其一旦出现，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精英、大众团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便会产生共同的心理需要：改变现状。 当然，政府危机可以用和平改革方
31、式解决，只要精英不分化以及大众中大多数保持克制。但是改革一般是在原权威体制框架内进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而且，改革的作用和意义只能以对体制的突破方式才能表现出来。 随着政治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加重，精英在是维持政府现状还是要根本性变革这一问题上开始分化。分化的结果是部分精英疏离，并产生“被排挤感”，随之即导致竞争性社会流动阻滞。更重要的是，一旦精英分化，其中部分精英为寻求根本性变革或推翻现政府统治而动员大众支持。该行为又会受到大众不满心理的支持而强化。 政府危机、精英疏离和分化以及大众心理不满三个因素一旦结合，所谓的革命条件即已成熟，现政府便开始具备严重的脆弱性。这些观点，结构一功能
32、主义理论都已详细论述过，而行为主义理论最关注的却是下一个阶段：革命过程对革命运动是否形成和成功以及革命任务(目标)能否完成至关重要。 政府以改革和(或)压制方式来对付变革的心理需求。政府能否扑灭日益高涨的变革呼声，一是取决于其变革能否充分解决现状中的问题还是仅仅流于形式，二是取决于其压制是有限度的还是更加表现出政府的独裁或过分行为。当然，改革反过来又会激发更加强烈的变革心理，于是政府又被迫采取更进步的变革或压制措施。这时，政府会陷入两难境地。 外来力量对革命过程也有影响。外来战争或威胁促使精英进一步分化、大众进一步被动员。外国援助可以使政府继续维持下去，但如果附加限制条件，或者被视为进一步投靠
33、外国势力，充当外国势力的代言人，政府合法性则会更加严重地遭到削弱。外国对反对派的援助可使反对派力量壮大，也可使反对派因被视为外国势力的代言人而削弱大众支持。 反对派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大众不满心理向革命运动转变的关键环节。精英为了动员大众支持，需要一套对公民和(或)工人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对建立广泛的、跨阶级的统一战线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了建立强大而有力的统一战线，精英有必要与各种精英团体和地方领袖人物打成一片，如宗教团体、劳工组织、商业机构、政府或军队等。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或宗教信仰成为不同社会阶级和精英团体内部的“粘合剂”。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能够使反对
34、派及其支持者坚信事业的正义性，坚定最终必胜的信念。革命领袖通过革命的意识形态灌输使追随者获得精神力量，并且通常着意强调“罪恶的敌人无能力进行改革”、“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我们的革命具有普遍意义”三条主题，尽管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不同，但这三条是任何一场革命所必需的信念。 当政府权威开始衰弱及其内部部分精英和大众团体支持转移时，反对派力量会进一步增强。 政府行为和社会资源对革命斗争的走向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强大有力而反对派偏居农村，游击战一触即发。而政府削弱、精英反对伴以城市积极支持，政府被推翻则指日可待。革命力量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标志着推翻旧政府的革命成功。 旧政府被推翻和新政府的建立
35、标志革命过程本身结束，但同时又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酿造最终结果的新政府内部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通常持续数年或数十年。如果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获得境外力量的支持，新政府就面临内战的考验，而且两派斗争很可能引发国际性战争。出于对反革命力量的恐惧，新政府常采取“革命恐怖”来对待嫌疑人员，特别是对宗教、地方和民族少数派进行迫害。 就新生革命政府内部而言，权力斗争进一步发展。倘若温和派获胜，革命可能是民主的或部分民主的；激进派掌握实际权力，特别是该派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对社会加以全面改造时，革命结果可能是权威主义的，血腥而残暴。 处于核心地位的革命领袖本人的意识形态通过转变为其领导的政党的意识形态
36、而使革命结果具有某种规定性。“因为在革命过程中，不止一条路径或潜在的结果出现，其中个人的重要作用在两处不可忽视：领袖独一无二的作用组织大众，更为重要的是，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大众展示革命前景。相应地，大众对这一前景要么响应，要么不响应；如果响应的话，那么他们就决定了革命过程会走得多远，走得多快，也通常影响了革命领袖的前景能否实现。”然而，无论是革命领袖个人意识形态还是政党意识形态，在获取政治控制权前后存在一定的差别。当执政集团内部占上风的派别在酿造革命结果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或组织从其内部出现。 总之，任何一次革命历程所表现出的具体特征，都会因为下述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而不同：(1)革命起源阶段的国家(政府)危机、精英疏离和分化以及大众不满心理；(2)革命过程中逐渐表现其影响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和冲突；(3)影响革命结果的领袖集团、派系和外来势力三者间的斗争或关系。 (责任编辑：许丽梅)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