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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变：社会转型阶段人伦关系异化的写真 摘要：家变是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的代表作，反映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生活。家变中的家庭变故，是通过范晔的心理历程来反映的。家庭变故，主要源于经济原因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冲击。小说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西化分子的文化伦理观念和社会“新的变动”。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文化主体具有警示作用。 家变是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的代表作，发表于1973年，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台湾社会一个原本重人伦的小公务员家庭内部的变故。小说采取倒叙的方式，以父亲范闽贤不堪儿子范晔的蔑视与虐待而离家出走开始，以范晔四
2、处寻找父亲无果而终篇。在叙述追寻父亲的旅程中，作者平行交叉地描写了范晔的成长过程，展示了一个台湾小公务员的困苦以及范晔的精神生活及心理上的畸形发展，描写了范晔是如何逐渐形成对于父亲的失望、不满、怀疑与歧视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父子冲突。家变客观上反映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生活。 一、家庭变故 家变所写的家庭变故，是通过范晔的心灵历程来反映的。它通过范晔的寻父过程，以类似电影画面般，连绵不断的记忆片断组成家变全篇。小说在描述范晔从“童年意识”发展到“成人意识”的过程中，紧紧围绕范晔对家的感受变化来描写其不同阶段与父亲关系的变化，突出了范晔在成长过程中感情上的巨大反差
3、。 家，对于年幼的范晔，是一抹温煦的阳光和一道安全的屏障。走路时，“他的小手舒憩适恬的卧在父亲暖和的大手中”。在床上，父亲睡外侧，他睡里侧，“这是个安适恬宁的角隅。他仿佛卧在人间最最安全的地域，父亲偃卧之身像垛墙般阻住了危险侵害”。上学了，范晔深深地依恋着父母，一到学校就想回家，在课本上、教室里，常常会幻化出“妈妈浅浅的笑貌，和爸爸温蔼和善的颜面”。他害怕失去家，他担心父母早亡，他祈祷，“天啊，菩萨ah，观音大娘啊，请别让我亲爱的爸和妈早死，让我还能很久很久的跟他们在一齐，哦，我是多爱多爱他们啊，”小说传神细腻地描绘了幼年范晔对家的温暖感、安全感和不可须臾离开的感觉。 可是随着范晔自我意识的增
4、长，家就从一个温暖的摇篮变成了累赘。在成长为“c大学历史系助教”的范晔心中，家的形象完全变了，“家!家是什么?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制度!它也是最最残忍、最不人道的一种组织!”“简直是人间地狱”。总之，家对于范晔来说，已经变成了枷锁累赘。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是“家”的代表，自然对范晔来说是最不能容忍的了。父亲被迫出走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父亲66岁生日，吃饭时父亲问母亲上的是什么菜，招来了范哗的“怒声嚣骂”，父亲在汤里多倒了些味精，范晔“拍桌大骂”。父亲盛饭时将菜汁倒到碗里的白米饭上，范哗“劈的一声把箸筷拍了下来”，骂父亲弄脏了饭，并不许其吃饭：“好，这个饭你也不要吃，你是一贯的在暴殄天物!”母
5、亲求情，说父亲没吃饱，范晔说：“没吃饱没有关系，等到明天再吃”。父亲只好含泪下桌。从此以后，父亲经常受到不许吃饭的处分。又一次，父亲向一位在美国定居的远房妹妹要了点钱，范哗知道后感到丢尽了脸面，勃然大怒，宣布禁闭父亲三天，当晚和第二天早上还不给饭吃。就这样，父亲因忍受不了儿子的歧视和虐待，终于从家中悄然出走了。 为什么在范晔成长过程中，对“家”，对“父亲”的感受、认识、态度竟有如此大的变化? 二、家变原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处于由农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时期，美国资本大量输入，台湾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下层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土地废耕，大量劳动力流向都市，竞争激烈，人
6、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尔虞我诈。在家变中经济窘迫始终是笼罩在这个家庭上空的阴影，它造成父母人性的扭曲、变异也造成范晔心理的畸形发展。在一次机关裁员中，范闽贤小职员的位置最终未能保住。父亲失业“对他们范晔一家的经济上的震撼极其之大”，全家只好辗转异地，范晔也不得不休学在家。穷困增加了家庭成员的不睦和变态，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发生了无休止的冲突。后来父亲总算谋到了一个镇公所小公务员的差事，但是范晔却仍时时“听到妈妈和爸爸在关着的门房里争吵声音，以及妈妈的啼哭声”，“见到父亲和母亲脸膛严肃而缄默”。父亲进不抵出月月借债，他稔悉每月月初得薪时，父亲闭门在卧室里，分数钱目的情景。在窘迫的生活中，“他的妈妈时不
7、时脸颜更病，脾性更躁。”范晔感受到一种难以忘怀的贫穷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家庭上空。一次，他孩子似的嬉笑，招来了父亲对他平生第一次的一顿毒打。他“惊痴着，并恨得他发着抖”。事情平息后，范晔眼中仍“透露着事后恨色之闪”，“他是这样恨他父亲，他想杀了他”，“他想着以后要怎样报复去，将他驱出家舍，不照样抚育他”，“待儿子不好的父亲好好让他受苦，等那时便从从容容地对付他”!这是范晔生平第一次产生反念和不顺，尽管它带有一时的气愤和偏激，但却为最终演变成父亲被迫出走的“家变”埋下了伏笔。 经济穷困在给这个原本适恬宁静的家庭带来不和与纷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扭曲着父母的人性，从而使儿子心目中家庭的形象、威望、地位
8、发生着变化。一方面父亲的外在形象，随着经济的日趋窘迫变得愈发可怜、可悲，甚至可笑。他经常“穿他孩子(范晔)的换下太旧的某些长西裤子”。“因为裤子太长，因此就把裤头的腰部提增到胸膛门上，裤腰的部分打上好几个折，并且还把裤管的下面给卷滚起来”，父亲还会在一大早吃已经酸馊的剩饭，食毕还说“哦，我倒察不出有什么馊的坏的味道出来”，给儿子盛饭总是把饭“压得固固扎扎的”，好似惟恐儿子吃不饱，他冲牛奶，竟“以为开水泡得越多越是个好，因为那样牛奶越多”。另一方面，经济的压力，贫困的生活不断挤压扭曲了父母的灵魂，使之变得庸俗、吝啬，甚至卑鄙、野蛮。为了节省开销，辞掉洗衣的女佣，母亲竟然给女佣捏造偷盗的罪名，说女
9、仆手头不清气，偷了她一块手巾。对于母亲的狡黠，父亲“就如若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容脸极其随宁”。范晔发现真相后，气愤地感慨道：“对，正义值几个钱，但能每月省下几十块钱，就是把正义卖掉都不可惜。”另有一次，因为邻人将晾衣服的竹竿架在他家的围篱上，母亲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的“侵害”，便不依不挠对邻人大动肝火。父亲不但不劝阻，反而火上浇油。对于围观的孩子，他“一道大哮”，“骇得几个小孩哭发出来”；对于邻居妇女，他将“哪个铜铃似的眼眸瞪得圆大”。父母此时的形象在范哗看来，“恍似从洪荒时代越出的两个原始人”。此 外，“因为平日间心情不乐欣”，穷极无聊，在父母之间还时常发生一些“无事的悲剧”，父母的争闹，成了
10、范哗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这一切通过范晔的眼神看出来，父母的形象已经变异，灵魂已经扭曲。经济的窘困压迫孕育着家变的胚胎。 家变的另一个主要缘由，来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冲击。转型时期的社会是一个新与旧的混合体，在这里，新旧两个价值系统同时存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重叠，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中人，往往面临着“价值的困窘”、“种族中心的困窘”和“意识形态的困惑”，很难避免地陷于一种“交集的压力”中。台湾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正处于复国无望的失落感和去台人员飘落异乡的忧郁愁闷中，加上在新旧冲突中的焦虑与困顿等复杂因素，使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的台湾人，倍感
11、这种压力的巨大。当讲究实际具有突出功利特色的西方文化强烈侵入时，恰与台湾人对现实的无奈和逃避的心理需求相吻合，于是在台湾社会迅速乱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化风。例如，具有全盘西化、虚无主义和艺术至上倾向的现代派文学50年代在台湾文坛上兴起并于60年代达到顶峰；六七十年代在教育界则流传着“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顺口溜总之，全盘西化成为当时台湾社会的新潮流。此时，在台湾社会中经济主宰一切，物质价值猛烈膨胀，精神价值急剧下降，重金钱，讲实利的观念成为主流社会意识。而这一切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台湾青年的成长，并从众多的家庭生活中反映出来。家变中的范晔即是在这种社会“新潮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奉西方文
12、化为圭臬，崇拜金钱，反叛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典型。 在范晔从“童年意识”向“成人意识”发展的心理历程中，经历了前面已谈到的父子情感历程外，还经历了一个“发财”梦的心理历程。一次偶然的机会，范闽贤碰到过去的老同事陈伯。老同事约范闽贤共同经营一华侨巨商的生意，在这一宏图伟业中，据说父亲每月能获三千块钱薪水。“三千块钱”，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从此激起了范晔的“发财”梦。他沉醉在“三千块钱”的梦幻中，“他雀跃得双眼发光”。他想：“三千块钱可以做好多事!他已经都为之分配分均好了。”为了把事情盯牢，他催父亲去见陈伯，并且出注意“我看你现在应该去请他客，去把他请到外面馆子里去一去”。当父母答应等事情成功以
13、后找个机会请客时，他急躁地抚舞着手臂说：“事情已经成功了你还请酒作什么?”“要现在，要这刻现在!”实际上陈伯是一个患有“幻想病”的心脏病患者，以高薪聘请范闽贤去经营公司的说法，原不过是呓语。随着陈伯的悄然去世，范哗心灵上曾经产生过的巨大希望破灭了。收到报告陈伯死讯的丧帖时，范晔由喜而悲一反常态，“呵呵大笑大哈，他的笑声又像是得趣，又像是别的什么，他的脸色挺属难看地讲：他算不错，哈哈，至少我们也算获到过约十个月的真正快乐”。20岁以前的范晔，被“发财梦”搞的神魂颠倒，做了大学助教的范晔，则把金钱观念直接移植到家庭的人伦关系上、对孝道传统的理解上。范晔在日记中写道：“一切的问题都在于经济两个字可以
14、理解。今日的年纪老的人，彼等之所以高张孝道是因为一概因为需要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归根究底的说一句，他们(是一些老人)其所要的就是钱钞而已!”。对于范晔来说，重金钱、重功利的商业伦理观已经替代了重人情、讲道德的传统伦理观。 范晔意识中除了渗透拜金主义的金钱观念外，还有浓重的“西方意识”。范晔对中国家庭制度和孝道的批判，其理论依据就是西方文化意识。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如果我们开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异种西方国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会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什么孝不孝是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完全历来就没有注意过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并引经据典说明“这才是一个了不起的真正思想的确开明的世
15、纪”。“金钱观念”、“西化意识”对范晔影响的结果，使他在对待家庭观念的理解上，在对待父亲的行为中，已经达到不合情理、背悖人伦、丧失道德的地步。父亲范闽贤最终被迫出走，是符合范晔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家变中的父子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对中国式家庭的破坏。转型期社会青年存在的普遍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良好的适应能力，使得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对传统的冷漠；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器用上的西化，使他们趋于功利。关于这一点，在范晔这里表现得非常充分。范晔的家庭，本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由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型家庭。他的父亲是留法学生，家庭中的气氛也并不森严。作为大学助教的范晔对家庭的挑战并不具任何反
16、封建性质，而是由于范哗受到西化之风影响和个人在家庭经济地位上升之后，他自己的家庭观念、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才招致了“家变”。“家变”的动因在范晔，这一“家变”完全是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支配下的行动。 三、创作意义 家变成功地塑造了西化分子范晔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生活。正如吕正惠先生所讲，在台湾社会经济的转型阶段“产生了不少彻底西化的精神上的西方之子”，“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具有范晔的特质”(小说与社会)。事实上，家变的作者就是一个例证。范晔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王文兴的文化伦理观念。 王文兴，是60年代崛起的台湾现代派作家群中，坚守阵地，至今仍然留在台湾的唯一
17、知名度较高的作家。他原籍福建省福州市，生于1939年。1947年去台湾。1958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大学三年级和同学白先勇等共同发起创办“现代文学社”和现代文学杂志。白先勇称王文兴为“现代文学”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王文兴醉心于西方文化，“他看的书几乎百分之百是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他很少看中国书。”(夏祖丽命运的迹线王文兴访问记)他对于西方文学的态度，是全盘吸收。他认为：“今后我们的作家，如欲达到够格的水准，唯有向西方学习，思想和技巧一律学习。”(新刻的石像序)他对中国传统文学不感兴趣，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彻底反叛。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使得王文兴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忽视文化的延续性。在家
18、变中，他一方面，对范晔逆父行为的悲剧因素视而不见，不加评点；另一方面，为追求文字的“精省”，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使得作品中充满了生造的字、词。家变从内容到形式实践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反叛。王文兴在为小说留下遗憾的同时以自己的文化伦理观念为作品中的西化人物做了诠释。换言之，范哗形象集中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西化分子的文化伦理观念。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由于王文兴抱着对艺术的虔敬态度，追求写“生活本质”，写“真”，从而使小说突破了现代派文学的局限性。家变触及到了社会的底蕴、社会的流向，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金钱观念和西方文化的猛扑带来的社会“新的变动”。它预示了新变动所带来的意识观念的蜕变，新的变动不可避免地侵入普通的家庭生活，重人伦关系的中国式家庭不但在窘迫的经济重压下动荡不安，而且在新变动面前加速了自身的解体过程。它揭示出这种解体不仅存在于家庭的内部关系，而且“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亵渎了”(马克思资本论)。家变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为台湾最西化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画出了一幅最生动的肖像。以自我为中心的范晔形象，客观上成为竖立在西化路上的一个惊叹号，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文化主体具有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