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doc（13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月令是礼记第六篇，该篇记载一年十二月，每月天文、气候如何，根据天文、气候的变化，王者应该发布适合的时令，安排农业生产，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故名“月令”。 郑玄三礼目录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 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郑玄曰：“令，谓时禁也。” “和令”即宣布禁令。 月令计4339字 。该篇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具体阐述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的天文、历象、物候等自然现象，从而说明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方面应遵守的有关规定，为顺应气候，天子应率领三公九卿在宗庙举行祭祀，并发布礼乐征伐和
2、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如果违背时令 ，将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 依据五行学说，春季属木，阳气渐盛，是万物生养的季节。因此，天子的政令应当以宽厚仁恩为宗旨，禁止杀伐伤生。天子当劝勉农桑，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抚恤幼孤，赈灾济贫，演习乐舞，修订祭典，顺应季节的变化。夏季属火，是万物继续繁荣生长的时期，因此，天子发布政令应以宽厚为主，可以举荐贤良，封授爵禄，劝勉农民，不要失时，不许大兴土木、起兵动众。秋季属金，是万物成熟凋落的季节，秋德肃杀，天子发布政令，应以惩治罪恶、征伐不义为主，即严刑峻法，杀戮有罪。此时，农事已毕，可以兴建城郭宫室。秋季天气逐渐寒冷，应保存民力。冬季属水，是万物收敛闭藏的季节，天子
3、发布政令必须顺应冬阴闭藏之气，即积聚粮食，修茸要塞关卡，制作各种器物。天子举行盛大的宴饮活动，向日月星辰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并命令将帅讲习武事，比试体力。其实，月令只是作者构想的一篇施政纲领，有不切合实际者，如杀伐岂有只在秋季举行之理？举荐人才、演习乐舞，何时不可？ 月令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如果以四季为纲来排列，它们之间的关系配合如下： 这种配合关系，可举两条旧注来说明。礼记?月令郑玄注：“春气和，则角声调。” 所以角配春。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角，木也；位在东方。” 所以角配木，配东。其余类推。其实，这种解释是没有根据的。古人对于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如此配合，也影响了
4、古代文学作品。欧阳修秋声赋之所以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就是因为古人以秋季、商音和西方相配的缘故。又说：“夷则为七月之律。”夷则和七月的联系要从十二律和十二月的配合来说明。 先秦时期，人们把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今依照礼记?月令，将一年十二月和相关天象、尊崇帝王、敬奉之神、五虫、五声、律吕、五味、五臭、五祀、五脏等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十二月和相关天象、尊崇帝王、敬奉之神、五虫、五声、律吕、五味、五臭、五祀、五脏对照表 孟春之月，即农历一月，从中原观测，太阳运行的位置在营室星宿，即室宿。黄昏时，参星位于南方天空正中；拂晓时，尾星位于南方天空正中。春季的吉日是甲日和乙日，于五行属木。尊崇的天帝是以木德
5、王的太?担?敬奉的地神是木官勾芒。动物中与木相配的是鳞虫。五声中与木相配的是角声，与一月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太蔟。与木相配的成数是八，与木相配的五味是酸，五臭是膻。一月要祭祀户神，祭品中以脾脏为尊。一月，春风吹起，冰雪解冻，蛰伏土中的动物开始苏醒，鸿雁从南方飞来。立春之日，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的祭祀活动。一月第一个辛日，天子要祭祀上帝，祈求五谷丰登；第一个亥日，天子躬耕藉田。同时，天子命令全国开展农业生产劳动，主管农事的官员田亲自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教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整修田地、沟洫，因地制宜，规定标准，以防止农民迷惑。一月，禁止砍伐树木，不许捕杀幼虫、幼鸟和小兽。为了
6、保证春耕，不许招集农民从事修建城郭宫殿活动，更不允许主动发起战争，一切以农业生产为重。如若违反天时，将会受到瘟疫、暴风雨和水旱灾、雪霜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其它月政令大致类似。 月令又说：“中央土 ，其日戊己。其帝黄帝 ，其神后土 ，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C，祭先心。”意思是：四时的中间属土，中间的吉日是戊日和己日。尊崇的帝是以土德王的黄帝，敬奉的神是土官后土。与土相配的动物是倮虫。与土相匹配的五声是宫，相应的音律是黄钟之宫。土的生数是五。与土相配的五味是甘，五臭是香，五祀中祭祀中?C，祭品中以心脏为尊。 所谓“律中”，即“律应”。“律应”的征验则凭“吹灰”
7、。吹灰是古人候气?碌姆椒?将葭莩的灰塞在律管里，某月份到了，和它相应的律管里的葭莩灰就飞动起来了。欧阳修的“夷则为七月之律”，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也成了典故。陶潜自祭文说“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是指季秋九月。由于古人把十二月和十二律相配，后世作家常喜欢用十二律的名称代表时令月份。曹丕的与吴质书：“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就是指仲夏五月 。 月令的这种配合，并不科学，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人们对天象和自然界变化的初步认识，利用这种认识，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现代并未发现乐律与天文有关，但从其取名，似取物候意义。 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淮南子?
8、时则训，大致相同，惟文字略有出入，因此，关于月令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综合起来，主要有七种观点： 1、月令是周公所作，或云作于周代，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王肃、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主张此说。 2、出于吕氏春秋说，郑玄、卢植、高诱、梁玉绳、万斯大、王引之、张文虎、任铭善、徐复观等主张此说，这种观点，影响最大。 3、晋束皙主张夏代说。 4、隋牛弘主张杂有虞、夏、殷、周法说。 5、明方以智通雅卷12认为，“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吕览因月令，淮南因吕览，记有异同，非后人笔也。” 6、汪?认为，月令是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者。证据一是汉代始有太尉之官；二是月令于孟冬命太史衅龟策，与周礼?春官?龟
9、人“上春衅龟”不合。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吕纪、月令之五帝，皆刘歆伪窜。 7、杨宽先生认为，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是战国时期晋人之作。吕不韦宾客割裂月令十二月之文，以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月令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所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 。 对于前六种观点，杨宽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撰月令考一文，详加辨论，指出其非。现摘其要点如下： 第一、周书?月令已散佚，无由详考，但其佚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同，若因周书有月令，遂谓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及礼记?月令亦周世
10、所作，宁非武断！且逸周书之周月解，亦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相合。 第二、束皙以月令行夏时，而定其为夏代书，实为臆断。“夏正”本为“周正”之后一种新历，月令用“夏正”，正足见其晚出，何得据以为夏代之书也？ 第三、牛弘以月令皆“圣王仁恕之政”，臆断其杂有虞、夏、殷、周法，亦犹蔡邕因月令“博衍深远”而谓周公所作也。 第四、方以智以夏小正为夏书，既未审，又以“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遂谓月令本周公作，亦臆说也。 第五、“太尉”之官，秦代已有，岂得据以为汉人笔？周礼“周正”、“夏正”杂用，“上春衅龟”用“周正”，月令言“孟冬衅龟”用“夏正”，何得以周礼为“夏正”而谓月令有错？“夏正
11、”春秋时晋国已用，何得以为非周、秦之时？郡县之制，春秋、战国已有，何得据以为汉制也？至于释菜之礼、受朔之事、封侯之典，究何所据而必以为汉儒之说耶？至于古文家于月令中窜入五帝之说，杨宽认为：“古文家既窜入于吕纪、月令，何以不窜入与吕纪、月令相同之淮南?时则训，反窜之于淮南?天文训乎？”诸说实难服人。 比较诸家的观点，杨宽先生的观点较接近于事实。 郑玄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针对郑玄和其他人的观点，杨宽先生一一考辨，提出新说。其证据可综述如下： 第一、
12、“夏正”大概是晋人所创始，以晋本夏墟而名“夏正”。晋国于春秋时已用“夏正”，列国用“夏正”在战国末年。孟子全用“周正”，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 第二、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中提到的官职，有太尉、相与将帅、阉尹、七驺、太史、冢宰、工师、四监等。经考证，太尉等官职，与其说是秦制，无宁说是晋制。 第三、月令季冬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以待来岁之宜。”是用“夏正”之明证。月令季秋曰：“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又孟冬曰：“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季秋、孟冬所言来岁、来年，是说受朔、贡税等事，要颁行百县，必须于三月前执行，
13、否则，不能传达于四方。并不是说“季秋”是秦之岁终，“孟冬”是“周正”之末月也。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当是抄合晋人旧作。 第四、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以阴阳五行为经纬，举凡天文律历、宗教风俗、生物变化、农桑渔牧及衣食住行等，全部纳入五行学说中，将五行、四方、十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十二律、五数、五味、五臭、五祀、明堂、五色、五谷、五牲等互相配合。这些配合，左传、国语、墨子已有部分记载，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承袭这些观念，当出于占侯卜筮之学，成书当在战国末期。 第五、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用晋人“五行相生”说，而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用邹子“五行相胜”说；于十二纪首
14、章以太?、炎帝、黄帝、少?、颛顼为五帝，于尊师篇、古乐篇、谕大篇等又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可见吕氏春秋是杂采群说而成，十二纪首章非吕不韦宾客自作。 第六、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与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篇进行比较，发现音律篇是据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改作；音律篇有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同者，而与月令相类，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和音律篇同据一底本，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音律篇又出自吕氏二宾客之手，非出一人之笔，故不能划一。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吕不韦宾客割裂十二月以为十二纪首章。由吕氏春秋全书观之，吕不韦宾客杂取道、儒、兵、墨之说以分释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犹经
15、，其所附论诸篇犹似传也。 第七、将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与月令进行比较，发现七月所叙写豳地农民一年十二月中生产过程与生活及为贵族服役情况，较为细致，并有感慨；夏小正是春秋时代以农事为主的月历；月令是战国时代以农事为主的行政月历，三者有一脉相承之关系。 杨宽先生又有今月令考一文。郑玄注月令，辄有“今月令作某某”云云。孔颖达正义认为今月令即吕氏春秋?十二纪。杨宽先生将郑玄月令注中所引今月令十八条与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进行对比，发现多有不合。他认为，蔡邕作月令章句，说文尝引明堂月令。相互比勘，蔡邕所据，说文所引，皆是礼记?月令。东汉于月令，简称之但曰月令；详言之，则以“明堂”二字冠前曰
16、明堂月令也。清代汪中早主此说。至于今月令，乃是汉代通行的月令，当有多本流传，非一书也。梁玉绳首创此说。 杨宽先生的结论，可总结为：礼记?月令上承七月、夏小正，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作者是晋国人之后裔。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及吕氏春秋?音律篇是吕不韦宾客根据与月令相同的底本改编而成，淮南子?时则训也据月令而来。蔡邕作“章句”之月令、说文所引之明堂月令即礼记?月令，郑玄所说的今月令是汉代通行的月令，非礼记?月令。我们同意他的看法。 对于杨宽先生的观点，还可以补充两条证据。 1、月令即明堂阴阳记中之一篇，西汉曾出土于鲁淹中。月令主阴阳五行之说，阴阳五行本出阴阳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尝窃观阴阳
17、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月令正是“叙四时之大顺”，欲以“为天下纲纪者”，亦所以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之“教令”，欲以“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者，是则月令所记与阴阳家言正好相合。 郑玄三礼目录曰：“此
18、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汉书?艺文志曰：“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遗事。”又：“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 据此，则明堂阴阳与礼古经俱古文，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刘向别录将礼记?月令属之明堂阴阳，是有根据的。 2、月令季冬有“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一句，吕氏春秋?十二纪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淮南子?时则训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与十二纪同，“邦”俱作“国”。这是避汉刘邦讳所为。上博简孔子诗论将国风作邦风，又有鲁邦大旱篇，“国”俱作“邦”。月令是明堂阴阳之一篇，出土于鲁淹中，所以，保存了先秦
19、时期的原貌，仍然作“邦”。虽一字之差，但为月令成书于战国时添一新的证据。 至于月令与逸周书?时训解之间的关系，周玉秀在逸周书文献的变异与汉以后的整理一节中，将逸周书?时训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大戴礼记?夏小正文字，列表详细比较，她说： 逸周书?时则训每节的后半部分却与诸书有较大差异。其他各书所讲都是行政违反时令所造成的危害，时训解则说的是自然现象反常所预示的灾异，两者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时训解的这种情况与谶纬之学有相通之处。笔者认为，时训每节中的后半部分是汉人对先秦时令的训解。我们说时训是汉人的训解，还可以从其语言特色上得到证明。时训中每节的后半部分的写定时代当在东汉中晚期。 她从文献内容的异同和语言特色进行比较论证，言之有据。则时训解定出月令之后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