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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封建社会”再认识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及古史分期的相关问题。曾经引起史学界乃至多个社会阶层深入而持久的关注。其中。自秦至清的中国是否为封建社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经过学者们长期的论辩，在许多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性质却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因此，关于此问题论争明显减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在对史学研究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对以前的某些“定论”提出质疑，从而引起新的讨论。尤其是对秦以后社会性质的认定上，即秦至清以后的中国能否称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再
2、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在持质疑或否定观点的学者中。以冯天瑜为代表。近年来，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述自己的观点，阐明自己对于“封建”的看法及对秦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2006年出版的“封建”考论，是其有关研究成果的集中而系统的展示。2007年，冯天瑜继续在多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封建”的本意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偏误。“封建”之义变化颇大。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
3、泛化封建观及“五种社会形态说”传人中国，将具有“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社会结构的秦至清称之“封建社会”。又经由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使这种泛化封建观逐渐普被中国，成为从学术界到大众“日用而不辨”的术语。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上述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封建主义”概念有其内在的规定性，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均不相兼容。君主专制发生在封建等级制衰亡的过渡期，并非封建主义的固有之义。用马克思逻辑判断周
4、秦以下中国社会形态。绝非“封建社会”。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在详细考察、辨析了“封建”之义后。冯天瑜强调，由于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了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在否定了秦至清中国社会性质的“封建”说后，冯天瑜认为。秦至清两千余年间，在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不是渐居次要的“封建制”。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或简称为“地主社会”。 冯天瑜的相关成果发表后，因其所论涉及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
5、。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冯天瑜的有关学术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李根蟠对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提出了全面而尖锐的商榷。他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种变化是合理的，反映了人类认识进步的正常过程，不应用“凝固”和“外铄”的观点看待“封建”概念的演变和传播，否则就会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否认“封建”概念演变的合理性。李根蟠重点批驳了冯天瑜所提出的“泛封建观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的观点。他认为，冯天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数处论断均产生了误读，因而其观点是建立在曲解的基础上的。是用“西义”的封建观念来锁定马恩的封建观。是主观的臆造。李根蟠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
6、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论定战国秦汉以后属于封建社会。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这种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实际。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 一些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陈启云考察了“封建”一词所牵涉的理念和所指的对象，并梳理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他认为。传统中国到底是属于“封建型”还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若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是，若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
7、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而更多情况下是同时并存的(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这是哲学型的“范畴”推断和史学型的“事实”认知的不同。陈启云提出了“大一统与封建之间”的理念：因为“封建”或“一统极权”本身的理念虽较为接近底层事实。但也较为狭窄(中国秦汉至明清并非只有极权而无封建，西欧中世纪并非只有封建而无极权)，而“一统与封建之间”或“中央极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尺度较为宽广，且也没有远离底层事实；中西或世界各国、各文化、各社会均可就此比较的宽广尺度加以衡量。 张国刚认为，“封建”的汉语古义在用来指称中国从上古到近代之间的那段历史(或称中国的中世纪)，便产生了语义上的
8、混乱。因为它描述的主要是秦到清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废除了西周封建制之后的皇权时代，中国皇权时代的分封制度。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制度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应当承认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统一性或同一性。他认为。冯天瑜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定性秦到清的历史，并不妥当，它并不能取代“封建”二字。因为“封建主义”是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立论的，而“宗法地主专制”则是混合型的概念。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和划分标准。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既可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中国的中世纪称做封建社会；也可以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将中国历
9、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等时段；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与理解。就张国刚本人而言。他更倾向于用“皇权时代”来表述秦到清的历史。 许苏民不同意冯天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定。他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需要再加斟酌。“封建”概念既然不可以泛用，那么“宗法”概念自然也不可以泛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标准，此期间的社会性质其实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张绪山则认为，冯天瑜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不如把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名之为“皇权社会”。
10、2007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历史研究编辑部和经济研究所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中国古代史论坛”在北京举行。正如卜宪群在大会的开幕 词中所言：“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关于封建一词的含义，以及是否能够使用封建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自秦至清的社会，争议再起。这次争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双方的分歧日益明朗化，不同观点的阐述也都比较完整，思考也比以前更加全面和深入。可以说，这是近年来能够在历史学界引起较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原因在于这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泛的具体的学术性的问题。”本次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加强交流与研讨，以
11、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与会学者们认为，史学界对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解的确还存在着不同看法，进一步开展“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深化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学者们围绕“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此次会议考察了“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由来、实质和意义，重点研讨了如何认识和看待“封建”概念的演变、如何理解马列主义的封建观、中外封建社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问题，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 主要参考文章： 冯天瑜，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载学术月刊，2007(2)；陈启云；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与
12、史实，载学术月刊，2007(2)；张国刚；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载学术月刊，2007(2)；许苏民：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载学术月刊，2007(2)；冯天瑜、陈启云、张国刚、郑大华：秦至清社会形态再认识笔谈，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1)；李根蟠t“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2)；冯天瑜、樊良树；关于“封建”概念的对话，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4)；张绪山：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1)；余来明：(“封建”考论)；廓清史学核心概念的坚实努力
13、“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10)李根蟠：如何科学理解马列主义封建观“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纪要，载光明日报，2008-02-17。 黑水城文献与宋夏金元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相关新史料的刊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些领域呈现了崭新的气象，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黑水城文献的刊布及因此而取得的史学研究成果尤为引人关注。 黑水城文献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黑水城文献是指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黑水城遗址的古代文献遗存。20世纪初，该文献曾因俄、英等国探险家盗掘而流失国外。20世纪8
14、0年代初。中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遗址有计划地进行了发掘，并出土了一批文献。现今世界上黑水城出土文献的主要收藏地分别有“俄藏”、“英藏”和国内收藏三大部分。黑水城文献大量刊布后。学者们利用新出史料对宋夏金元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很多疑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找到了合理的答案。2007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黑水城文献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在石家庄举办了“黑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黑水城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衔接、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研究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对黑水城文献研究进行了集中检视。本年度
15、。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史金波认为，黑水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对于引领学术尤其是西夏历史、社会和宋史等相关学科学术新潮流的作用日益明显，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黑水城出土文献中以西夏文献为多数，在翻译、整理、利用和研究这些西夏历史珍贵文献的同时。也不应忽视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大量汉文文书。这些文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包括了多种世俗文书和宗教文献。世俗文书中又包括了西夏、宋、金、元几个朝代。甚至还有更早时期的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他认为，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有着与敦煌出土文献共同的难点。其首要的表现就是残页多，虽然亦有少量的残页尚可拼接，但更多
16、的还是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之加以利用就需要动用丰富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进行细致地释读和考证研究。唯其如此，才能使这些支离破碎的材料变得生动、鲜活。显现其价值。史金波还明确指出了在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现状作了探讨。 白滨论述了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问题。他认为。黑水城文献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历时弥久。由于不同时期的盗挖或发掘者采取的手段以及保存的方式均不相同。再加上文献出土后又经流散、异地收藏，故而，目前我们在对黑水城文献(主要是俄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时。需要注意的是文献出土地辨析、残件缀合、文献内容的确定和断代等问题
17、。他还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白滨指出。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是首要的工作；对黑水城文献中的散卷与残卷、残片的缀合，是黑水城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中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十分艰难的工作。首先应考虑对同一发掘者、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同一遗址出土并收藏于不同地方的文献的缀合；对黑水城文献中失去写、刻时代或年代标志的文献。特别是大量的残卷、残页、残片的断代。通常是根据文献内容的缀合和文献外形。诸如写本、刊本、装帧、纸张、行款、墨色、字体等特征的综合比对。他并就黑水城文献收藏的原因、文献的性质等目前史学界探讨很不充分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孙继民对文献的朝
18、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目前所见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六册汉文部分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大量西夏、宋、金、元(包括北元)文献之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唐代、五代、辽代和伪齐文书，并有一件清代文书。所以。不妨可以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以至整个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在明确了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的朝代构成后。孙继民探讨了黑水城文献的学科定名问题。他认为，探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学科定名有必要首先弄清“西夏学”的内涵、辨明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的关系，澄清笼罩在两者关系之间的重重迷雾，以利于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发展。“西夏学”一称的出现、使用与流行
19、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一面，它反映了黑水城出土文献以西夏文为主的实际构成。留下了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最初对黑水城文献关注点与兴奋点的痕迹，凸显了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术特色。但 同时“西夏学”的称谓存在未能避免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所体现的单一文字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语种的文字构成；所体现的单一王朝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王朝的朝代构成；所体现的清一色西夏文和西夏王朝文献的含义均不符合黑水城文献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献占有相当比例的事实。因此。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西夏学”不等于黑水城文献学。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兴起的专门学问不宜用“西夏学”来指称或
20、代称。长期以来将黑水城文献简单定性为“西夏学”。在相当程序上影响或限制了非西夏学学者对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关注和参与。孙继民指出。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它是准确反映黑水城文献学术研究性质、完全涵盖黑水城文献文字种类时代构成而又名实相符的最佳学科名称。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 杨倩描以?延路为研究个案，对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孙继民、
21、杜立晖还就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金代毛克下正军编册(简称毛克文书)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代文书极其稀见，因此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所载的此件毛克文书就显得弥足珍贵。它对于研究金代历史，尤其是猛安谋克制度、金代文书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和文献意义。毛克文书的撰拟时间以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以上限更为合适，而其撰拟时间的下限应当是在金宣宗贞祜三年(1215年)之前。毛克文书撰拟的单位只能是某个猛安。而不可能是这些毛克本身。同时。参考对文书时间的考证，将其定名为金中期某猛安所辖诸毛克下正军文书，应该较为准确。该份文书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它提供了金代“谋克”。或异称“毛克”的文献实证；在一定程度上
22、印证了史籍所载金代猛安谋克内部的兵役构成。也提供了猛安内部谋克编成番号的新材料。 郑彦卿则对黑城出土文书中编号为F61：W4的一件职官品级表展开了研究。认为该份文书提供了部分元代职官的名称和品级情况。通过考证。可以断定这件文书最早产生于元代晚期。其中的一些记载，可以作为印证和补充元史的重要资料。 主要参考文章： 史金波：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载河北学刊，2007(4)；白滨；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载河北学刊，2007(4)；孙继民：黑城学：一个更贴切的学科命名，载河北学刊，2007(4)；杨倩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延路为中心，载河北学刊，2007(4)；陈瑞青：“黑
23、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综迷，载河北学刊，2007(4)；孙继民、杜立晖；俄藏黑水城金代毛克文书初探，载历史研究，2007(4)；郑彦卿：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职官文书考释，载宁夏社会科学，2007(5)。 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2007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课题。呈现了诸多新的气象。取得了新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在已见的成果中，涉及思想史的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探讨，主要针对的是研究对象问题，学者较多地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来，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兴趣。学术月刊组织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边界”的专题讨论
24、，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新的探讨。 张荣明考察了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着重思考了中国思想史的发端、经历的发展阶段、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他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开始于19世纪初的哲学的方法。即运用哲学的理论工具并结合历史资料，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分析认识的方法。其次是始于40年代末的历史理论的方法，即以特定的历史理论为指导，或采用特定的历史理论对中国思想史作分析和阐述。第三阶段是历史文献的方法，它兴起于对哲学方法和历史理论方法的反思中。主要特征是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标志着中国思想史研究
25、方法基本成熟。第四阶段是开始于近年的新的探索，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为了迎接历史研究中的挑战和危机而进行的尝试。李焯然则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往往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或者被描绘出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针对这种状况，他发出了疑问：是否因为研究者太执著于每个人自己学科的所谓研究方法。以致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并不一定要壁垒分明、势不两立。当我们坚持用一种研究方法去诠释某一问题时。这种方法往往成了狭隘的框框。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提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一是深化对中
26、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就一个思想史研究的个案进行了研究方法的演示。他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其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和它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无疑。这些探讨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2007年7月，于西北大学召开了“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研讨的内容涉及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史思潮和学派、人物和经典研究等学术问题。学者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化思想史研究，需要更加注重思想史与文化史、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
27、合，并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断拓展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同时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弘扬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思想史的定位问题尤为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讨论是热点问题之一。郑大华、张宝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开端问题进行了对话式的盘点，探讨所涉问题，颇有新意。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问题，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五四之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于学科自身的研究。学者们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以及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和区别，中国近代思
28、想史的发展动因、研究方法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往往使得学科界限混淆不清。依照郑大华的看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决定的。它主 要研究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影响的实现途径等，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与郑大华的商讨中。张宝明提出。从学科意义上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和立足点。总结“经验和教训”和寻找“规律性”是包含思想史在内的所有整个史学学科的任务，它有待于朝着可操作性的具体化方向演变。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郑大华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
29、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的划分方法，值得重新考虑。他倾向于以整个嘉道年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或开端。而张宝明则认为，思想史和政治史的逻辑演变规律相异，但可以有共同的逻辑起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以1840年为开端也许更为合理些。 作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007年，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探讨依然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民族主义、是否应该申扬民族主义，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回首历史，近代中国是中华民族逐步全面融入世界的一个关键时期，民族主义在这段历史大潮中激荡碰撞，成为不少历史事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因素。因此，历史学家将
30、眼光投向近代。试图通过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回顾与解读，获得对民族主义的正确认识与评价。继2006年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进行讨论和争辩及多样性的解读后，2007年，多篇论文的发表。继续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学者们的研究涉及以下诸方面：民族主义的概念和内涵，民族主义的类型、层次及与其他思潮的关系，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和生成，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研究，等等。持续的探讨，无疑加深和推动了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和研究。 郑大华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华夏中
31、心”观、“华尊夷卑”观、“华夷之辨”(“夷夏大防”)观念等三个方面。鸦片战争后。这三种观念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开始萌发，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并未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于20世纪初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传人中国，梁启超贡献巨大。形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来自两个方面。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认。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李喜所探讨了近代中国的民
32、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他认为，20世纪初，辛亥革命“革命排满”的风暴引发了民族认同的危机，梁启超等敏锐的思想家开始研究和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并在其中注入中国文化的因子。经过艰辛的努力，这场民族认同危机得以化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亦由此开始移植至中国。中华民国创立后。民族主义成为显赫的思想潮流，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五四以后。学者们进一步倾心于民族主义的学理探究，较多地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民族性的改造方面去考察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从而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并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拓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主义成为抗日救亡的大旗，国人的民族意识亦空前高涨。然而，泛化了的民族主义逐渐被简单地等同于爱
33、国主义，感性的认知淹没了理性的探索。民族国家的共和精神和民主诉求被忽略，民族自觉的人权观念被淡化，对民族自身的建设十分不利。因此，理性的民族主义更加值得并需要我们大力呼唤。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许多薄弱点，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喻大华对此进行了重点考察。他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潮流的出现并不是中国内部酝酿、成熟的结果，而是催生、早熟的过程，因先天不足而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之中。主要表现为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错位缺失、抵御西方侵略与学习西方的难以兼容、声势浩大与笃信力行者不多等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走
34、上了某些歧路：偏重复仇与缺少关爱的偏颇取向，注重破坏与忽略建设的厚此薄彼，对政治民主化的某些妨害。极端化的可能性。等等。喻大华认为。帝国主义侵华是造成这种困境和歧路最重要的原因，同时。我国固有的民族意识淡薄及民族劣根性的存在，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和升华有所制约。 俞祖华、赵慧峰则就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大思潮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三大思潮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互动和对应关系。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同源潜流，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方式与“共同观念”。但是，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
35、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而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与契合点则最多。 主要参考文章： 张荣明、李焯然、方光华、劳悦强：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边界(专题讨论)，载学术月刊，2007(4)；赵辉峰、龠祖华：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史学月刊，2007(2)；湛风、斯人：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人文杂志，8007(5)；郑大华、张宝明：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一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载郑州大学学报，2007(3、4)；张岂之，历史唯物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36、载历史研究，2007(1)；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载浙江学刊，2007(1)，李喜所；移植与流变：近代中冈的民族主义，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2)；喻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困境与歧路，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5)；俞租华、越慧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双向互动，载学术月刊，2007(8)。 关于晚清国家与社会的探讨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晚清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颇具气候，以2006年8月在苏州大学召开的“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为契机，学者们在2007年集中展示了关于晚清历史研究的诸多成果。学者们提出。应该将晚清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设，并且初步讨论
37、了晚清史的时间概念、特点、地位、研究现状和深化研究的方法等问题。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晚清史开始于1840年。这种划分方法和进行的研究，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从革命史的角度将这一段历史纳人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进行研究，影响了 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晚清史概念的确立和学科体系的建立。无疑有助于推进整体研究水平。在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具体历史内容上，本年度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方面。 王庆成就晚清华北乡村的历史与规模展开了探讨。他认为，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华北地区，在自汉末至明代的一千多年间，由于经常性的大规模战乱和落后民族的掠夺统治，社会经济停滞、衰退，人口减少。明代以
38、后，社会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庆成搜检明清时期的方志资料，详细考察了其时华北乡村的具体情况，认为明代移民充实北方荒芜地区以后，迁入河北、山东各地的移民多组成杜屯，进而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外来人员与原住民一道，促进了华北社会经济的复苏。以晚清时期的武清、栾城、青县、望都等州县为例，当时的华北乡村的村屯规模一般较小，除少数村落达数百户甚至上千户外，绝大部分只是数十户以至数户十数户的小村。 杨涛考察了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他认为，晚清时期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的民变。这些因素包括：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
39、模式的偏重；严重的财政危机发生后，国地税改革存在着明显的功利性，捐税不断加重；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低下；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等等。反地方自治的民变，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的民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动员的缺乏，以及国家一社会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资源调整中的总体失序，值得学者们认真探究。 董丛林研究了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认为晚清时期的社会传闻非常盛行。且内容复杂。从时间上看，当时的社会传闻高潮迭起，又延绵不断，每当重大事变发生之际，往往伴随着相关传闻的高潮。从空间上看。社会传
40、闻存在大范围、大规模的流布场。特别是一些典型题材的传闻话题。如反洋教传闻中关于教方迷拐儿童、采生折割、滥淫乱伦、邪术蛊惑等。往往传扬得相当普遍，甚至流布全国，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于相当大的范围引起一系列密切关联的案事。社会传闻的承载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其中。口头传播为传闻的最原始和基本的承载形式；书面形式主要有报刊新闻型、函牍型、书籍载传型、揭帖型、图示型等。在社会传闻的内容上，呈现出复杂性。除了题材方面的表现外，还典型的体现在世俗性内容与神异性内容的混合、叙事性内容与评价性内容的交融上。 科举制度的存废，是晚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学者们多有论述。关晓红对此进行了再探讨。认为废除科举并非清统治者的
41、初衷，在自道光至光绪的半个多世纪中。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讲求实学、增广科目、取材标准多样化为基本取向，希望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来激活科举制度的生机。朝臣疆吏们有多份要求增设科目的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清廷，最高执政者亦多次谕令部院大臣讨论议复。由于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更新滞后。礼部等机构恪守夷夏大防的陈规，阻挠变制。总理衙门鉴于反对派势力过大而对科举改革采取等待姿态，加之经济特科的举办又一波三折。议改科举遂告终结，科举制度亦因此失去了逐步内在更新的良机。 曹英考察了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问题。认为晚清时期。随着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
42、后，按照中英两国签订的条约，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方面的利益冲突，中英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因此，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并由此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1886年的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立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的始末。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同时。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客观上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护经济秩序。 江华以苏州商会为研究个案。将晚清的国家与社会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加以研究。他认为，晚
43、清商会的兴起表明。在近代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且进行向心化运动时。作为边缘地区的中国重建政治经济体系，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由于中国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不是原生的，而来自于外部的移植，因此商会的兴起也是国家劝导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诞生了一个公民社会。但中国的公民社会并非与国家互动互塑，国家的选择性培育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相对于中心地区理想类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处于边缘地区的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欠发达的。 李志茗考察了晚清幕府的相关问题，并用以观照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他认为，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
44、未有变局之时出现的。它经历了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了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章： 朱从兵、王国平：“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载近代史研究，2007(2)；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载历史研究，2007(2)；杨涛：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载史学月刊，2007(6)；董丛林：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观照，载史学月刊，2007(9)；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载史学月刊，2007(10)；曹英；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载近代史研究，2007(4)；江华：全球视野中的晚清国家与社会：基于苏州商会的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5)；李志茗：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厦门大学学报，2007(5)。 (陈春雷) (责任编辑：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