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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体特征对女大学生体育参与的影响研究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调研、问卷调查、结构访谈以及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皖江地区女大学生个体特征对体育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心理特征对体育参与次数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克服阻碍的效能和态度；态度对女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时间和参加体育俱乐部有显著影响；父母的体育参与程度对女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次数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每次体育参与持续的时间和参加体育俱乐部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点对女大学生是否参加体育俱乐部也有显著影响；体型偏胖的女大学生每次体育参与的时间要短于体型偏瘦的女大学生；年级越高的女大学生其体育参与（不含体育课）的次数越多。一、引言随
2、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大学校园，接受高等教育，高校女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占在校生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约占到了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1。参与体育活动对女大学生身体健康具有如此重要，然而女大学生却是体育锻炼中常常没“吃饱”的人。有调查发现，女大学生虽然能充分认识到体育参与的价值，而且对体育参与有较强的主观倾向性。然而，真正能直接参与体育运动活动、形成锻炼习惯的却很少，只有9.51%的女生表示已经形成锻炼习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女大学生体育参与的特点、存在的问题、成因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颇多。但较少涉及女大学生个体特征对其体育参与程度的影响，即使有部分研究涉及，也以定性分析为主。
3、实际上，体育参与是个体的心理特征、家庭特征、医学特征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鉴于此，本文定量研究了皖江地区女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及其对体育参与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皖江地区乃至普通高等院校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数据的获得在正式调查之前，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征询专家意见和遵循有关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初步确定调查问卷内容，然后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对问卷进行了修改。问卷初步设计完以后，作者再次咨询了相关专家，对量表的结构和内容进行评估，然后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本文调查的高校包括安徽省皖江地区的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和铜陵
4、的铜陵学院。调查于2009年5月份进行，每所高校选取300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回收1111份问卷，剔除部分无效问卷，最终的有效问卷为943份。对问卷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效度检验方面，聘请省内11名体育学专家（教授8名，副教授3名；其中体育社会学3名，体育经济学2名，体育统计学2名，体育美学1名，体育心理学3名），采用10分制就问卷的内容、结构效度指标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平均得分为8.93分；对信度检验运用了再测法。在问卷调查完成后的第3周，随机抽取女大学生30名，再进行了一次测量，计算两次测量信度为R=0.87，P 我可能去参与体育活动即使我有其它的事情必须去做 2.88 0.77我可能去参与
5、体育活动，即使我可以看电视、电影或者呆在电脑前 2.95 0.56克服阻碍的效能 2.31 0.56我可能去参与体育活动，即使外面很热或者很冷 2.07 0.55我可能去参与体育活动，不管我有多忙 2.55 0.57总的自我效能 2.93 0.76整体上看，女大学生对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整体上比较积极（均值=2.91；标准差=0.91）。“将使我更有吸引力”和“使我在运动中做得更好”的均值为最低，这两个变量也具有较大的标准差，意味着女大学生虽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在不同的女大学生之间，她们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和上面的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次数整体不高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参与体育活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态度、
6、理解、认识上，只有投身于体育活动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价值所在。女大学生只有在一定外界条件的刺激下才被动参与，这一现象应该引起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视。“将有助于保持我的体形”“ 使我更快乐”的得分最高，且标准差最小，说明女大学生在这两项上的认识比较一致（见表3）。表3 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态度的均值和标准差（N=943）态度：如果我“经常参与体育活动” 均值（Mean） 标准差（Std. Dev.）将有助于保持我的体形 4.01 0.65使我更快乐 3.34 0.78使我在运动中做得更好 2.22 1.01将有助于我结识新的朋友 2.78 0.98将使我更有吸引力 2.01 1.23将使我更好的应对生活
7、中不愉快的事情 2.45 1.34合计 2.91 0.912.个体的医学特征从调查的数据看，患有慢性病或者某些对体育参与产生影响的身体缺陷的女大学生比例很低，只有2%。从体形上看，大部分女大学的体形偏瘦，偏瘦的比例高达96.5%（见表 4）。表4 女大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体形的均值和标准差（N=943）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疾病 0.02 0.14 0 1体形 1.03 0.21 1 33.个体的家庭特征从家庭居住地来看，皖江地区高校的女大学生以农村生源为主，主要的居住地点是农村和小城镇；从家庭收入情况来看，皖江地区女大学生的整体家庭收入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均值=1.48），父母的体
8、育参与情况比较糟糕（均值=0.03），绝大部分女大学生的父母从不参加体育运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受教育程度整体不高。独生子女的比例偏低，只有22%的女大学生是独生子女（表5）。表5 女大学生家庭特征的均值和标准差（N=943）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父亲的学历 2.32 107 0 4母亲的学历 1.8 1.05 0 4家庭收入 1.48 0.69 1 3父母的体育参与情况 0.03 0.18 0 2独生子女 0.22 0.41 0 1居住地点 0.30 0.46 0 1（三）个体特征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分析为了分析女大学生个体特征对体育参与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具体
9、的结果如表6。表6 个体特征与体育参与变量之间的多元分析(相关系数和P值) （N=943）体育参与的次数 每次体育参与持续的时间 是否参加了体育俱乐部正向的替代效能 0.62* 2.358寻求支持的效能 1.11* 2.201克服阻碍的效能 0.48* 8.067* 0.02*态度 -3.898* -0.030*父亲的学历 0.048 0.011母亲的学历 -0.08家庭收入 0.12 1.297 0.014父母体育参与情况 0.555*独生子女 6.462* 0.046*居住地点 0.05*疾病 -10.362体形 -9.794*年级 0.257*调整的R2 0.50 0.50 0.12*，
10、*，*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的解释如下：正向的替代效能对体育参与的次数有显著的影响，其系数为0.62（p 父母的学历和家庭收入对体育参与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父母的体育参与水平对女大学生其体育参与次数有正的影响，这和社会学习理论的结论一致，父母的体育参与行为会在无形中影响女大学生的体育参与，而且，当她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们也可能从父母处得到更多的指导和帮助。虽然McPherson (1989) 等人提出的观点认为家庭收入水平对体育参与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在本文中没有得到验证。部分可以解释的原因是，我们看一下父母的体育参与程度，只有3%（28位）的被调查对象的父母参与体育
11、活动，父母的过低的体育参与水平（导致样本量过小）导致这种关系不显著。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体育参与次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体育参与持续的时间和是否参加体育俱乐部有显著影响。女大学生的居住地点和体育参与次数之间也不显著。在国外的研究中，居住地点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显著的关系，本文没有支持这一结论。在他们的研究中，其背后的逻辑是居住地点的不同，代表了其体育设施的可得性的差异、体育参与氛围的差异和能否得到指导等。本文所调查的女大学生，大部分家庭所在地的体育设施情况基本相同(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几乎没有，主要来自农村)，而且我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体育设施的差异虽然比较大，但很多城市的体育设施是收费的。所以在本文中，这种不显著是可以解释。但是我们发现居住地点对是否参与体育俱乐部有显著影响，也就是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家庭居住在县城及县城以上的城市的女大学生更多的会参加体育俱乐部。有趣的是，除了体形对每次体育参与持续的时间有影响外，女大学生的医学特征对体育参与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有慢性病的女大学生和有某些身体缺陷的女大学生的并不更少的参与体育活动。本文支持了Thorlindsson在1990年的研究，该研究发现慢性病和身体缺陷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很小或者没有12。年级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女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次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