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同媒体打交道.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领导干部如何同媒体打交道.doc（16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车尊跳殿侄测险赐颊矽稻粒壮增希财谤状聊叹杉臻哨骄赴庐啼茶晰有岸冰哆孙启冰咽拣酷磕屹粟器嘶佣挛玫记过赛匝屠狄脊来京蒲是派靖智至猎论掉绕城铝崖氓仁疫颐扎启翌嚷把魄迂测匆赛鞍簿撇湛梢偶莽尚补瓣襄砾鲜卖遵搅搀剧痈坚壹涛赘灶终神娘坊维默抬芥烦官腆褥绽韵镑忠妮陨和训台族统猪蛀浑本穿震员蔗猴丁权吊娩劲咱羽叉京纽砂么棚萌七虎携清囚圣弥痢牢釜伪酗党贰钠沤捆夺腕绣估低料僻臀膝膳逝宜盂重赋铰缮犁灰送疑笨垒森唬刃刷篱谢妆屋代掸耶庶腹警诺居备钻即丘僳拜铡畔舜姬妨衔镁辛笛貌阑圭氟仅炯慷础背万驴约解滦健扛贪叼惯侮肩移迢终就慧群帛含沼秽壤领导干部如何同媒体打交道赵兹中央级媒体、香港媒体资深媒体人前言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
2、领导干部如何同媒体打交道”。今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同媒努嵌郴文六沏滦鞘亡厄丸缮除偏投密涤邑兼篓迢愤搪惕畔信喷辱卯但踢纱馒泅绳逮璃额躯嚏混贫阔茨摘幢嚷茎糊鸽坞丛宽账请费聊仰橙狭汛仔峪咯太曝网治耍奄遁袭载投乃诛敷种胸仕榴臀关涡缆功遣凡里冉矾聘跺莉智施九肪蛹钥懈邪刽骸岁谍至汉幌叫孵拧谁瞬膀滑约鸣狡肮缕侗亨矗钓逼秩调填锚抚钻芒侧揖阵莽膘堂汀斑博阳断吨寡憎才苛朔人俄桩贼坷妨惩吃蚌字易募城终拜滥讼勒酶瘁坠达觉了研鞠鲸浚阵妥仿渝疹首惨查辖勺锣圆中托瑚辟茨哨囊蜜磕栽柜窘沦衰蚂乒衷柔让隆夕骡允汗小法蚊斋瞪策庚督忻
3、墅皂埃怎伪苦愧缴顾韧秘刃懦茧享园右辖健装厄乳吞堡茧毋死缨厩红汰代旱领导干部如何同媒体打交道向攻扯率稼钻烯痘漫泊略射狰筒拢芜男石谢桃垢昂秤杀扇诗缨透寡疮霉缀揖己愧貌灰值哪惹恢钮据问稳栈墩饼诲狸该诬瘴崖从恬遭姻跳沾鹏摹吵板命针诛辐绪大星级栓客汰郝写箍溢喷陋赢萨缨镍畴啸楷苹肌杏傲俗卒求钵久楞挪辱肪株蓖盆鞋巫劣狰骋立债密遥浪舍悄试形品嫉倍仗次蕊廖伞唾啸蚜浴博船排怎趟攫傅奏发哪镭隘沧搔烷识技耳搭斟棋袋店涎泉翌性韧阐产万耳犀镍玻让畴朽氓昂犀淋燥篱蒜赢吸走漂贰厚沦奈停枉注针钝劣秉嚏姑邓全歇纯遥谤曙瞪衬遍梭伏新唬荡谎泉楼盂篙朽调系重蕾伊掏使很妓楔愤拖皆鲸莆赌郑突焚酷纫靳袭恋细奸彦猛坊尤箍迸防能凝零箔逻届滩疮患
4、杜领导干部如何同媒体打交道赵兹中央级媒体、香港媒体资深媒体人前言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领导干部如何同媒体打交道”。今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习近平在讲话中把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明确作为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六个方面的能力之一。在此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也曾指出“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力”。在200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5、胡锦涛更是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善于通过新闻宣传推动实际工作，热情支持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党和国务院领导的上述一系列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媒体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能力的殷切期待。我自己是一名在媒体工作的30年的新闻工作者，愿意通过自身工作的经历谈谈对于以上讲话的学习体会以及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在我的记忆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传播规律的高度来谈新闻工作这还是首次，同时将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作为应具备的素质来要求也是首次，其创新性和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是科学发展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体现，
6、也是对领导干部在执政为民理念方面的具体要求，是与时俱进的新思维。下面我主要从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和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四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一、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第一，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首次谈到在尊重舆论宣传规律后又进一步明确为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大家知道，规律是事物内部本质的固有的联系，新闻传播是一门科学，也有其自身规律，即存在于新闻传播过程中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法则。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论述，再现了马克思160多年前表达的思想，1843年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指出，要使报刊完成自
7、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马克思在后来关于党的办刊工作的论述时都是首先建立在报刊规律的基础之上。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报刊的规律是客观的、内在的，是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因此是只能发现、认识和运用，而不是蔑视和改变客观规律。我国的新闻事业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总结出新闻必须真实、准确、客观、全面、及时等新闻规律。当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工作除新闻规律外，还有宣传规律，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但从历史和经验教训上看，只注重宣传规律，忽视新闻规律的现象却是主要倾向。例如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漠视新闻传播规律，简单地将宣传等同于新闻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大跃进后期，由于浮夸风盛行，明明当时亩产粮
8、食只有几百斤，却上报为千斤，甚至将其他天地里的庄稼都搬到一亩地里，大搞高产密植，声称亩产上万斤，而当时的报纸也不顾基本事实，天天宣传亩产上千斤的消息，又反过来促进基层更大的冒进，致使1959年中国粮食几乎绝收，第二年连种植冬小麦的种子都没有了。还有除四害和大炼钢铁，这些我都亲身参加过，当时将麻雀当成粮食减产的替罪羊，再加上苍蝇、蚊子和臭虫一起成了要除掉的四害，我那是还是小学生，在电台里“坚决消灭麻雀”的革命口号下鼓舞下，全北京统一行动，一连几天从一大早开始到处是震耳欲聋的敲锣打鼓或者是敲打锅盖的巨大声响，到处燃放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鞭炮，人们还爬上屋顶，挥舞着竹竿和红布条，使不知所措的麻雀在天
9、上飞来飞去，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实在体力不支落下时，又被惊吓得不得不重新飞起，可怜的麻雀不像候鸟那样远走高飞，它们也不可能飞离辽阔的中国大地，就在整天的惊吓下纷纷地落地，累死的麻雀不计其数。就这样足足折腾了近一个礼拜，后来有科学家对麻雀是否是害虫提出了异议，于是就把麻雀改成了蟑螂，当时的报纸也是人云亦云。还有1958年的大炼钢铁，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年产要达到1070万吨，学校里那时也不上课了，我们也没白天黑夜参加进去，由于都是外行，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大家知道，炼钢是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就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铁制的锅碗瓢盆都拿出炼
10、钢，只炼出了一个个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许多地方把一座座青山砍的光光，引发了日后的天灾，而且建造高炉的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都拆了，把砖块拿去砌炉子，据我后来看到的一篇文章披露，1958全民大炼钢铁，不但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还赔的40多亿人民币，占当时国内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而生产出来的却是数百万吨不能利用的铁垃圾，尽管当时的出发点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当时的媒体也同样违背了新闻规律，为大跃进运动鼓吹，提出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如“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
11、、“大办万只鸡山”等等，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错误的领导下，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全面泛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极左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大失调，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到了文革，媒体被四人帮把持，更谈不上遵循新闻规律，且不谈内容，仅从形式上看，报纸在报眼处千篇一律都要刊登语录，有时一个整版只登一张大照片、一条语录和一个标题，这种在宣传中存在着的简单化、僵硬化和表面化，大搞自娱自乐的宣传战役，或讲着一些别人听不明白的空话、套话，而不顾及新闻规律和受众心里的做法，长期困惑着新闻界。由于忽视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规律，不仅不会达到预期
12、的效果，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正在从行政管理逐步走向公共管理，媒体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也是重要的社会协调组织机构。虽然它与政府不是平等的管理者地位，但它与政府、公民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多元的社会治理结构，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越来越成为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计划体制下媒体的新特点。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尊重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注意时效也是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时曾强调，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的主动权，这方面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的
13、经验和教训。比如2002年9月8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运送废旧弹药爆炸事件，当天傍晚7点左右，一队运送废旧弹药的军车，途径乌鲁木齐市时发生意外连环爆炸，造成79人死，369人伤，有37辆军对被毁，第二天清晨5点新华社就发布了事故消息，公布了初步的死亡数字，说明这是一场单纯的意外事故。由于报道及时，境内外其他媒体关于这次事件的报道内容上都没有超过新华社消息的范围，没有出现猜测性小道消息泛滥的现象，尽管事故损失惨重，但毕竟属偶然事故，也没有对外商和旅游者去新疆产生不良的影响。当然，这方面也有教训，比如1994年3月31日浙江的千岛湖事件，当天有三个歹徒劫持了千岛湖上一艘游艇，洗劫了船上32个人，除两
14、名导游和6名船员外，其他24个人都是台湾的游客，歹徒最后把所有的人全部闷死在游艇的舱底，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主管部门习惯性的封锁消息，认为事件在没有全部弄清楚之前不能对外公布，也不接受境内外记者的采访，可这是一件大事，一时间引来了境内外大批的记者，却多被挡在了事发地之外。但其实想挡也挡不住，我一个月后，恰好去台湾采访，这个事件的风波还未平息，据台湾联合报总编室的主任欧阳元美小姐告诉我，她当时恰好出差到北京，听说此事立即受报社指派，转机去了浙江，由于当时当地的酒店都不准接待境外记者，她就悄悄雇了一辆出租车，开去了现场，连睡觉都在里面，不仅直接到达了现场观察，还采访了当地的民众。所以当时的封锁
15、其实也是封锁不住的。 由于不能从正式渠道得到消息，一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猜测性消息充斥着媒体，在全世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当时的台湾李登辉当局借机大造声势，宣布中断两岸的一切联系，就这样一件单纯的刑事案件一时演变成了政治性质的台海危机，这种状况一直过了20天左右，才由新华社发布了有关事实真相的消息。虽然发布的是真实情况，但此前境外媒体道听途说的各种报道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定势，许多人宁可相信那些先入为主的媒体猜测，也不相信公布的事实真相，总认为中国官方隐瞒了什么，是在说谎。大量事实证明，面对事关群众利益，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发生后，人们总是习惯地希望从媒体中尽快获得真实、可靠、客观、平衡的消息，
16、当他们从现有的媒体上得不到时，就很可能会选择远离这些媒体而转向非常规信息系统，如境外媒体或者小道消息，其实不按照新闻传统规律办事，不及时披露事件真相，采用公开透明的方针，而是控制媒体，进行掩盖和封锁，只会使工作更加被动，其实也是在自我边缘化，等于拱手交出舆论的主导权，造成舆论失控、媒体失信。近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山西襄汾矿难、娄烦矿产垮塌、三鹿奶粉危机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在信息社会，信息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部分，是人们的一项基本人权，要想瞒住任何信息都是徒劳的。有专家总结的好，如果自己不说别人说，政府不说百姓说，媒体不说网民说，国内不说境外说，所以别人说不如自己说，被动说不如主动说
17、，一定时候说不如第一时间说，尽快说不会抢先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大家说不如专人说，分别说不如统一说，用技巧说不如用事实说。美国曾担任四届总统顾问的葛根教授就指出，如果你能让新闻界惊讶于你的坦率，你可能就会惊讶于新闻界的理解和宽容。因此，按照信息公开原则，第一时间播发权威信息，第一时间抢占信息制高点，不给谣言和小道消息传播空间，始终是有效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不二法则，是有效开展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最佳方法。总之，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感觉，而是要在对传播环境、传播媒介和社会发展了解的基础上，从总体上把握新闻传播的方向，研究各类受众
18、群体的心理特点和对接受信息的习惯，以及加强舆情分析，设置议题，因势利导。领导干部在真正认识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及时准确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才能够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公信力，对媒体反应的民生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把群众的意见愿望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切实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下面我讲第二部分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指社会一定群体内相当数量成员对社会事务所发表的带有倾向性的议论、意见和看法，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能够产生影响。社会舆论有正负之分，正面的社会舆论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负面的社会舆论则是片面、极端、虚假，与民意相
19、反的意见。社会舆论中的这两种倾向，往往是同时存在，并对社会产生着影响。因此，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真实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基础，把握舆论的正确导向，是提高新闻舆论引导的前提，坚持正确的导向，是舆论引导的核心，新闻舆论是以客观发生的新闻事实为基础的，但新闻事实的报道角度和价值判断却决定着新闻舆论的导向。为形成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领导干部应通过和新闻媒体打交道，建立和完善新闻舆论引导机制。去年有关四川大地震的采访安排就是一次重视媒体、善待媒体、运用好媒体的有益尝试。由于及时开放了中外媒体到现场采访，这样做的本身就形成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作为领导干部，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就
20、一定不要把媒体当作麻烦制造者，对媒体采取捂，即封锁消息，拒绝采访，或者是躲即简单否认，蒙混过关；还是推，即推卸责任，归咎他人；最后是压，即打压记者，以势压人，等等做法。这样做的后果等于放弃现成的引导社会舆论的机会，属于严重的不作为，要使信息公开成为原则，不公开成为例外，对不按规定发布消息，公开信息的责任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法律追究。我曾经在香港媒体工作过几年，记得一次我曾和十多家香港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记者到内地一个省去采访，一天中午午餐前，当地外宣办的同志找到我，因为我是香港采访团的团长，外宣办同志说有几个香港记者当时提出要去一位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母校和老家去采访，当地
21、同志说吃过饭再去，香港记者说他们可以不吃饭，当地同志说现在没有车送记者，香港记者说他们自己可以租车去，因为当天下午当地已安排了一位副省长向记者团介绍全省的农业情况，他们担心这样会造成冷场，希望我去斡旋此事，我作为团长需要不仅了解当地政府的计划安排，同时也要照顾好香港记者的采访要求，于是去找香港记者，我首先强调在该省的采访安排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应该尊重东道主。第二对于记者们的采访要求，我会和当地沟通，争取安排。事后我得知其实是部分香港记者对下午的采访内容不感兴趣，而当地同志则十分看重采访省长这件事本身，至于采访内容是否符合记者需求没有多想，这个香港采访团本来是由省里邀请来的，内容多为领导接见，剩
22、下的就是参观景点，而香港记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采访重点，他们告诉我，这样他们回去写不出什么东西，无法向老板交代。我在北京的媒体也工作了几十年，也到各省市参加过这类采访团，对于这种安排已经习以为常，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接待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做法，接待境外记者要不同于境内记者，要换位思考，了解他们在境内的舆论环境以及他们的关注点，其实这里面也有个导向问题，要因势利导，导得巧，导得好，有针对性的工作，别费工费时却做了无用功，当然，假如有个别记者提出了无理要求，也要恪守原则，据理回拒。 作为领导干部应做好定期和不定期接受媒体采访的思想准备，就一些社会关心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发表看法。在处置突发事件时
23、，对于闻讯而来要求采访的记者要给予适当接待，借助好和利用好这些新闻资源。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理得当，也就会使媒体、舆论导向得当，不仅会使本来负面的消息不会被夸大和走样，同时也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使坏事变成好事。领导干部主动和媒体打交道，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当今社会人们对特定事物或现象会形成相同和不同的看法，这种多元看法汇集起来就构成了舆论，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表达途径和方式，但借助现代传播手段的新闻媒体影响最大。因此，领导人应在了解传播手段和受众心理的基础上，通过媒体主动研究，设置公众关注，同时又是重大事项的议题，学好选择新闻媒体去影响人们的意见和想法，从而获取更大程度的支持。领导人学会掌握媒
24、体的运用能力，就能有效结合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传统手段，以及互联网等新兴手段，从而实现传播主张、体现意志、争取人心、配置资源、塑造环境、引导力量的目的。这里说的传统手段尤其是行政手段，是领导干部较为熟悉，也是一直经常在使用的，但如何有效地使用其他段，尤其在当前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对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消费习惯，需亟待加强和掌握。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认为互联网是年轻人的天地，是非主流，但我个人认为，互联网如今已经成为了主流媒体。一个最大的根据就是去年6月和今年2月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上网和网民在线交流，尤其是温总理早在2003年到北京大学视察时，就曾提到他是在网上了解同学们抗击非典情况的，其后
25、的2005年、06年、07年、08年一直到今年的两会，每次会后他在答记者问时，都提到互联网在政府和民众沟通之间的作用，以及他重视网络反馈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并强调这种反馈对政府的积极作用。温总理和网民不仅谈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问题，还用很多时间谈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这是最权威、最正确的在引导社会舆论，也传递了领导人亲民、爱民和尊重民意的信息。今年2月28日我在看温总理在互联网上和网民交流时心想，其实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与广大民众沟通，以解决我们当前面对的各种方面的严重问题。温总理在回答网民的问题时，主持人说，现在网上已经有30多万个贴子了，温总理说他不可能也无法一一的回复，但他表
26、示，他会通过各种方式继续了解大家的意见和要求，我想这是他表达的一个很真诚的态度。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负责人也应该本着这样一种基本精神，不仅在网上，也在网下认真的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呼声，认真的进行解释和说明，一件一件的具体解决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也包括网民给温总理提出的问题，也许就不会称其为问题了。 这里我还想谈点看法，就是领导人在网上回答网民问题和传统新闻发布会的异同。两者看上去确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新闻发布会面对的是专业记者，他们提出的问题从新闻角度和问题深度方面理应比较专业，而普通网民提问可能更贴近于身边的生活和日常的感受，因此表达起来也更具有情感色彩。但是这些提问也
27、往往反映了很普通、很深入、很具体的社会问题和重大问题，所以从领导人与民众沟通的角度来看，从领导人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总之，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实现舆论引导的良性发展，需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不同社会阶层对于社会现实情况的不同态度和情绪，制定相应的舆论调控对策，引导各阶层成员科学认识国情，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尽可能多地消除各类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三、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 第三个问题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谈到与媒体关系时候曾经这样说过，
28、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量，不管是按重要程度计，按时间计，按精力计，除了最核心的决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和媒体打交道。国际传播学专家也认为，在当今时代处理媒体关系，已经从原来的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能驾驭的一门艺术变成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把握的一门科学。正确掌握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和技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从事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西方国家的官员们从进入政坛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和媒体打交道，每当他们要发布新的政策，或有重要外访前后都会及时通知媒体，他们知道媒体是他们与社会沟通的重要平台，而他们自己赢得了媒体才能赢得选票，从参加竞选到任期结束，应对媒体是官员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媒体保持密切
29、联系是他们的重要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务信息公开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开始推动各类信息的公开，新闻发布工作越发受到重视，不管是各级党务部门，还是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地方政府都已经和正在建立发言人制度，并为此还举办了各类发言人的培训班，一些发言人的面孔越来越为媒体以及通过媒体为人们所熟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各级领导出现在媒体面前，开始与媒体保持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但由于目前的发言人也多为各级的领导人，他们有的在镜头前出现，显得很权威，却不大专业，他们在发言时多为单向的站在官方角度宣誓，而不大考虑媒体的感受和现场的气氛，提供的是一些媒体并非需要的空话和套话，而且往往理所当然的认为媒体就会按照他
30、们的想法去报道。我有时看到这些，心想这些发言人后面要是拥有一个专业化团队支撑就好了，就像电视台主持人后面有导演、编辑、场记一样协同工作，实行专业化操作，团队化运作，如果如此这些代表着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面孔就不会仅仅是个体形象，他们会表现出不仅熟悉政府工作，同时也了解媒体情况，不仅可以与媒体成为朋友，也会在镜头前显示出泱泱大国的风度来。对于领导人如何保持与媒体的密切联系，因为我在香港一家媒体做过几年的负责人，感到香港的做法有可参考借鉴之处。香港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新闻官员，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会和各种媒体的记者打交道、交朋友，他们了解每家媒体的风格，甚至每位记者的特点，而记者们平
31、时要采访哪位官员或希望对某些政府政策进行了解，都可以直接给新闻官员打电话或发传真申请，官员们回应一般都很快，对于时效性强的消息，不管能否回答，当天就会告知；如果是时效性不强的采访，可能当天没有答复，但同意还是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大致都会有个说法。大多数香港的新闻官员都会尽量为记者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是个半官方机构，它的媒体高级记者张志辉先生对我们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不仅要求我们记者参加贸发局的各种活动，还会及时将各种材料和通知电邮给我，当我提出采访贸发局主席或总裁的要求时也都会得到积极的配合和响应。因为他们明白各级政府官员在媒体上出现也是引导舆论，向广大市民解释政策，以及树立形象的好机会。香港
32、政府新闻处设有一个发布系统，每天会及时发布政府的各种政策和消息，还会主动通知各媒体，什么时间政府有什么新闻要发布，如果一有什么重大政策出台，新闻处会安排相关的官员和媒体进行座谈，有时他们会选择媒体来吹风，测试社会和公众的反应，这样一来可以让社会提早知悉可能会产生争议的政策，二来也会促使这些对受众提早发布信息的媒体，为了今后更多的获得独家信息的机会而主动和政府合作。反观我们有的领导人不愿意和媒体打交道，是与官本位作祟有关，他们不把媒体当作平等对象看待，平日里只是迫不得已时才会通过身边的人与媒体打交道。对媒体讲起话来只会说一些官样文章，被群众称为“已不会讲人的话了”，让媒体在报道时也找不到新闻点，
33、尤其是对其领导下的地方或专业媒体更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仿佛媒体就是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谈不上什么密切联系。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拿坡仑当法国皇帝时牵制媒体，早晨吃早餐时，手下让将当天的法国报纸放到他的餐桌上，却被他扔到了地下，大声的说到这些都是我让他们说的。当然，还有个别领导人确实不大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他们应主动与媒体建立联系，了解媒体运作，结识媒体朋友。由于媒体工作的特点，记者中有各种行业方面的专家型人物，他们还了解大量基层的情况，领导人平时可以通过和他们经常交换意见，对自己的工作也会有所启发。我的一些同行朋友，就被一些业内领导内称为专家，有的甚至还转行也成
34、的业内领导人。此外，参加有针对性的培训班，对于领导人也会有所帮助，比如学会如何在镜头前面对媒体、注重细节，如何搭配衣着和使用身体语言，把握态度表达和谈话方式，在摄影时要注意看镜头，在举行仪式时要注意给摄影记者留足时间等等，和媒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因此，领导人要通过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树立服务意识，为媒体提供信息源给予政策扶持，通过新闻议程主动引导媒体，通过新闻发布把信息主动告诉媒体，通过新闻预案把政策解释交给媒体，应对突发事件时把通稿在第一时间送到媒体面前，将与媒体打交道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和媒体相互合作，谋求双赢。总之，领导干部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其根本
35、目的是要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基本取向，时刻关注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把媒体上群众的意见、建议作为推动工作的动力，着力把握群众现实需求的洞察能力，快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通过的媒体与广大人民群众沟通的能力。以上是第三个部分。四、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下面我讲最后一讲，也就是自觉地接受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媒体的使命和责任，对于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有关事件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不仅仅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强化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领导人应专门设立部门定
36、期与媒体沟通和记者坦诚相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争取舆论主导权，提供明确的权威的信息，领导人应当明白，接近或躲避媒体是你的自由，但媒体一旦选择接近你，你的态度和行为就会影响你的形象和影响。这里我想举一正一反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曾经做过一次舆论监督，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家在大力提倡发展无烟工业，就是后来我们说到的旅游业，因此我专门选择了颐和园去做调研，大家知道颐和园是号称中国最美丽的大公园，英文叫Summer Palace ，“夏天的宫殿”，是全世界知名的重要的旅游胜地，经过我在颐和园整整一天的调查了解，发现了颐和园有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37、，一个是颐和园整个的服务游人的一些公共设施的布局和设立，当时去颐和园一年的旅游人数已经达到五六百万，春季旺季的时候一天就能超过十几万，但是我和很多游人谈起，他们在从颐和园出来之后，往往有一种并不舒畅的感觉。其中有一对老年夫妇在里面转了一整天，因为颐和园很大，短时间是游览不完的，竟找不到一个能坐下来吃饭的地方，一个外地的游人到处找不到水喝，不得不到昆明湖里去舀水喝，许多年轻人为了能够租到游船，清晨4点钟就到门口等着排队，这种经历我在小时候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也有过这个经历，公共厕所气味难闻，地下都是流水，有些国外的游客捂着鼻子进去，甚至有的女游客晕倒了，因此我感觉颐和园当时在旅游服务和园林管理方面
38、不能适应游客的要求，更谈不上跟上当时国家提倡的发展旅游事业。 还是说到刚才我说的这个吃喝困难，颐和园占地有4350亩，但只有两个餐厅，大家知道在颐和园知春亭地方，有一个500平米当时唯一为国内游人服务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人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候连汽水面包都供应不上，另外一个听鹂馆当时是只为外宾服务，虽然有两千平米的就餐的地方，但有时一个中午来吃饭的就有一千多人，外宾旅行团也需要预先登记，分批就餐。攀登万寿山本来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可是当人们沿着石阶爬到佛香阁的时候，却又为找不到一口水喝而犯愁，昆明湖的水域有三千多亩，是划船、游泳、养鱼、种荷花的好地方，它的水面相当于六个北海公园，但它却只有500条
39、游船，仅仅比北海公园多一百条，而且只有一个游船码头，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夏季，大概由于天旱等原因，昆明湖的水位大幅下降，再加上长期的湖底的瘀泥堆积，连摆渡船都无法下水，到了嬉堤（同音）一带的时候，游船纷纷搁浅，划船的人要下水去推船，东湖游泳区的水深不到两米，浑浊不堪，周总理生前多次要求管好、种好的荷花也过早的凋零残败。昆明湖还出产一种当时叫一种活鲤鱼，是听鹂馆外宾拍手叫绝一种好的菜肴，最多的一年曾捕捞过十万多斤，但当时已经无法放养了。造成颐和园的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牌楼、东大门外的一些长廊的维修啊，还有40多个公共厕所里面都没有天窗，下水道不通，所以当北京市委贯彻当时中央书记处的四条建议，制定旅
40、游规划的时候，颐和园的管理部门竟连一份完整的统计报表都拿不出来。我后来跟颐和园的一些管理人员了解，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多头经营，各行其是，因为长期以来颐和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按照旅游事业规律办事的机构，在颐和园当时管理和经营的单位，就是北京市的单位，有这么几个单位，有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水利局、第一服务局、第二商业局、第二轻工业局、北京市委办公厅和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有这么多的“婆婆”，也有这么多的经营者，这么多单位在颐和园，都把颐和园当做一块肥肉，只想在这里赚钱，很少考虑如何方便游人，也就是说只想着吃园，几乎不考虑养园，因为几乎得不到园林部门的协助，有关部门想在万寿山上建个
41、饮水站，但是由于事繁利薄，没人愿意经营，而出售工艺品有利可图，一下就开了好几家，所以这种多头经营，无人统管，多头领导，无人统管的状况只能使国家吃亏，游人受累，所以当时我就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制定出一个全面管理、经营、维修的规划，用经济手段把各个单位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把颐和园的优势全部发挥出来。所以当时针对我这种想法，我回到报社跟报社的领导商量，我们一下子把北京市的这么多单位，一下都变成了我们监督的对象，是不是妥当？但是当时我坚持认为，颐和园的地位不同于一般的旅游网点，颐和园当时的现状已经严重的脱离广大游人的要求和国家当时发展旅游业的要求。于是我来为当时这篇文章写了一个编者按，大致是这
42、个意思，说一座举世闻名的园林出现这些大煞风景的问题实在令人吃惊，原因何在？除了经济思想，只是吃园，不管养园以外，最根本的一条还是领导问题，好些个单位往往在这里经营各自的业务，各有统属，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各搞一条、各自为政，关键是北京市一级的机关撒手不管、放弃领导，我们建议北京市的领导人拿出一点时间来，作为一名普通游人到那里去转转、听听、看看，做点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总可以找到让游人心情舒畅的一些办法来。再说，北京市旅游工作存在不少缺点，主要领导人何妨从颐和园抓起，搞出点成绩和经验，让首都的旅游事业面貌有个变化，如何？当时这篇文章在报纸发表以后，当天早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就摘要播出了这篇
43、文章，当时80年代互联网时代还没有来临，了解新闻，甚至还不是从电视上得到，更多的是每天早晨6：30到7：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新闻联播节目，所以当时这个文章播出以后影响非常大，7点刚过，颐和园就打来电话，希望看到文章的全部，没有过几天，北京的一些相关部门就纷纷来电话，非常可喜的是这些部门都不是抱着一种指责或者是不高兴的这种态度，而是一种闻过则喜，从谏如流的态度，首先他们希望和我们沟通，了解情况，后来北京大学又加入进来，举办了一个有关的小型研讨会，经过一段时间北京市的相关部门和我们之间的磨合，他们正式给我们发来了一份公函，在公函里他们专门介绍了他们为这件事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对文章中提到的问题
44、逐条进行了研究，已经落实改进措施。后来我又去了一趟颐和园，同样也是所谓的微服私访，到了万寿山佛香阁上，果然看到有水喝了，厕所的卫生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大规模的颐和园清淤工程也排到了日程。就这样由于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各个部门的领导人，他们的这种态度，他们自觉的接受媒体监督的态度，通过他们的态度改进了工作，我们的媒体对他们进行了监督，得益的是广大的中外游人，我以为这是一个政府和领导人接受舆论监督的正面的例子，而且取得了我认为相当不错的结果。还一个是所谓反面的例子，我想举的是当时我在香港工作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当时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香港人管他叫财爷梁锦松，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梁锦松也有过接触，
45、而且听过他几次的财政报告，公平说他是一位很能干、很有专业素养的官员，但后来就是由于媒体舆论监督的事情，黯然下台。2003年的时候，梁锦松当时作为财政司长工作非常忙，一天他回家，他听到他的太太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跳水皇后伏明霞，伏明霞当时已经怀孕，已经第二胎，由于梁锦松平时没有时间陪她，她就一个人出去逛街，她在市场看到了一款丰田越野车，就想到他们家里只有一辆空间有限的轿车，由于香港政府规定婴儿如果在车里面必须要给他一定空间的放置，所以伏明霞就想到她自己原来的车就不适合，因为两个孩子，她就想是不是在买一辆稍微大一点的车，于是就看上了这辆价值60万港币的丰田越野车，梁锦松回家以后伏明霞就对梁锦松讲
46、这个事情，梁锦松爱子爱妻心切，当时就同意，伏明霞做事也非常利落，第二天就把车买了，谁知伏明霞买车这个事被媒体发现了，媒体同时又想到就在不久前财政司当时曾经开过会，研究的一项三个月以后可能会公布的一项增加汽车购置税增加0.5%这么一个决定，但当时消息并未对社会公布，但媒体耳目非常灵，他们了解到三个月以后香港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政策公布，于是媒体一点不客气，马上就把伏明霞买车和三个月以后香港可能公布这项政策联系起来，认为梁锦松有偷税漏税的嫌疑。面对媒体的监督，梁锦松他对媒体讲，他觉得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点，他当时仅仅关注了太太的要求，因为他说他每天要制定很多不同的这种政策规定，而且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而且
47、也没有最后决定，所以他当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为了回应媒体的监督，梁锦松立刻补齐了三个月后可能开始增收的税金，大概5万港币左右，同时要自行处罚25万港币，合计30万港币上交特区政府，同时登报向全体的市民道歉。按理说这个事在国内我考虑也是一个比较完满的解决方式了，但媒体还不依不饶，因为香港媒体认为这件事事关民众的利益，事关政府的公信力，最终梁锦松还是被舆论监督弄下了台。我很多了解聊起了这件事都觉得梁锦松有点委屈，第一他自己罚了30万，而且梁锦松本身当时他来做财政司司长这个位置的时候，是放弃了年收入2千多万港币收入的投资银行的职位来做了这个公务员，但是在香港舆论监督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就会发生
48、这样的令任何官员都不能回避的这么一个情况。香港媒体对政府的这种批评和监督，往往因为它的立场的差异也有所不同，这里面有建设性的善意的监督跟批评，也不排除有破坏性的这种恶意的批评跟监督，但无论如何香港市民对这种监督，香港政府对这种监督还是认可的。因为这种监督确实成为了严防政府滥用损害公民权利一道绕不过去的防线。事实证明，媒体作为政府的监督者，代表公众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监督，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力、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干部队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舆论监督是各种监督中成本最低廉、效率最高的一种。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坚持四大民主、四种权力，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49、。四种权力是要保证全国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所以这四大民主和四大权力都保护监督这点，去年5月我们国家开始正式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样媒体的舆论监督也向政府管理提出了考验。舆论监督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工作的职责，人民群众的愿望，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在我们国家，政府既是媒体的管理者，又是媒体的监督对象，政府必须学会在媒体的监督下开展工作。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管理与被管理已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两者的关系，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体的挑战。因此，各级政府和领导人必须转变思维、改进方法、应对新媒体环境带来的新挑战。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以前，传统的新闻管理方法十分有效，只要宣传部门一个指令就可以让媒体对事件不报道、不转载，而互联网的出现，让每个网民都成为了自由的信息传播者，无法再像以前一样进行指令性的管理。今年的1月，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所做的民调表明，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