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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经济思想 -十六世纪的反传统经济思想及其他,完成人：张金金 、张燕、何晓庆、李家涛、李大卫,经济思想产生的大背景： 1、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破产或成为流民。蒙古瓦剌部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 2、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频繁，它不仅反对政治上层建筑，还反映出因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匹配而进行的斗争。 3、农民阶级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如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 4、土地所有权的转手极其频繁。经营地主的出现。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地主。 所有这些，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5、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从业者进行了顽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封建的新兴势力增长。,6、国内和对外贸易均以更大的规模
2、发展，并在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7、统治集团广设皇庄和庄田进行地租剥削，表明上层建筑和封建生产关系一同腐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8、上述一系列的变化，使社会阶级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其时的经济思想即是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的反映。 但明初的经济思想比较沉寂，中叶以后日渐活跃。且在经济思想领域，最本质的变化是人们对待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的态度的改变，其许多经济观点都是围绕这这一本质问题而态度而改变。前期出现了重商思想，中期出现了重视工商或商业思想，但维护传统经济教条的死魂灵也同时并存。,一、丘濬的经济思想,丘濬（1420-1495）：继承了早期儒家的经济教条，特别遵循宋代道学家的注释并奉为
3、至高无上的原则。 可是，他面临的客观经济条件不时在向前发展，有许多客观事实已经很难甚至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教条去说明或解释。 这样的情况，使他在某些场合死硬地维护旧经济教条，而在较多的场合是在新的概念与旧的教条之间摇摆，最后使他变成一个经济的折衷主义者“天下之利，利害常相半，无全利全害之理”（讨论）。,他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系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要术。其中谈经济问题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包含着其本人的经济思想，还广泛地保存了前人的经济思想材料。 丘睿绝大多数的经济观点都是过去儒家，尤其是被两宋道学家神秘化和僵化了的传统经济教条的不断地反刍，是以孔孟的观点为
4、基本观点的：,一、土地与人口问题 他把土地庸俗地理解为田宅。“民之所以为生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则有生生之具”。但对土地的生产能力不甚乐观，“天地生物，止有此数”。 他注意土地与人口的对比关系，“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人食”。但他没有认识到土地的兼并和集中问题，因而认为已经出现绝对的“民多而田少”。 丘睿从“民多而田少”的前提出发，反对恢复井田制。,他一方面对生齿日繁表示担忧，但又很赞成人口增殖是无可动摇的美事，“国家所以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数之众也”，认为人口的多寡是由于“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讨论） 但土地面又颇难扩大，于是产生了似乎只有缩减人口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此外，如
5、限田、均田等办法均被认为是“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然而土地矛盾总得解决，于是他提出一种“配丁田法”，其基本原则是:“因其已然之俗而立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听民自为”或“自便”。换言之，即限制未来可能出现之兼并。,自战国以来各思想家说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中，丘睿所提出的怕是最不影响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权益的一种。 他的方案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未企图直接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试图通过土地买卖形式以影响土地的再分配，这是把传统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题庸俗化为在一定的法定限额内的土地自由买卖。 作为一个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案，这是一种骗术，但在经济思想史上
6、却反映了封建剥削阶级学者们有关土地思想的一种重要转变。更重要是它利用土地所有者的财政负担为手段，使土地分配状况趋于平均化，或者说至少是缓和了土地兼并活动。不论结果如何，这种思想本身是较新颖的。,二、货币与利息 邱睿曾提到许多货币问题，如货币的起源和职能，货币的铸造权，货币流通，纸币与货币本位制度等，这一切除他所建议的货币本位制而外，完全重复以往的老调。 关于利息，他赞成私人贷放取息。如： 1、货币的起源：古代圣王为便利交易的人为创造，“然又虑其无贸易之具也，故为铸金作钱焉”。 2、货币的作用：“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
7、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也 ”。反对以谷帛为货币。,3、货币的制造：反对“驰钱禁”，“钱者寓利之器。上之人苟以利天下之心，心操切之使不至于旁落”，同时认为国家可以利用它影响商品价格。 4、货币流通：观点对错并存。既认识到商品流通中货币必要量的问题，也认识到等价交换的问题。（肤浅、片面） 5、楮币：不赞成发行不兑换纸币。但只是从货币材料角度考虑，而不是从货币价值的角度，“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使蔡伦之智与太公之法并行”。但又说“执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还认为交子三年一换届的办法不必要。,6、以白银为基础的三本体制：他的货币本位制是,“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
8、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既定此制之后，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 ” 也就是将铜钱或纸币兑换比率“钉住”在白银之上创见。,7、利息：他坚决反对封建国家从事货币贷放业务，并谴责这种做法是不义的行为王安石。 相反，私人从事货币贷放却是正义而
9、合理的，必须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其理由是往古实行王道的“三代”，政府并未从事过贷放，可是私人贷放取息确是早已出现。,三、内外贸易 在理论上，他是传统的贱商思想的维护者，尤其反对政府直接经营商业。 可是他却十分看重民间的商业活动，并把它看成是“王政”之一端。“：周官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因此，盐、铁、茶、酒等一向由封建政权垄断经营的商业，他认为都应一律放归私商自由经营。,对市场的作用，他把市场经济动态与“国用之盈虚”结合起来考虑，难得。 “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则无彼。盖以其所居异处，而所食所用者
10、不能以皆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足则国用有余矣”。,他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个以往思想家较少论及的经济活动领域。 他宣扬海上贸易须要开展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商品能够自足自用，固无待于从外夷进口，但“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第二，不与日本通商而与其他国家通商，便不用担心招惹边患。第三，让人们从事海上贸易对于财政收支有很大帮助税收。 开放海外贸易的具体办法，他建议：沿海各地有愿从事海外贸易的可先报告市舶司审查，果无违碍，即准其自造船只若干艘；陈明从事所经营商品的种类，行经哪些国家，何时返国；保证不携带违禁物品出国和返国时不得有所偷漏。商人从海外返国时，须经
11、官府派人检验并按一定百分比抽收实物税后方许变卖。 亮点其完全由私商自造船只自行经营；进口商品由以往的珍奇转向一般商品。,四、市场价格 他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创新。 他特别强调谷物价格的稳定，认为这 不仅对人民有利，并可据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 如何才能使重要的必需品价格稳定呢？通过对谷物价格的系统了解，力求使流通中货币量与商品量相适应，并运用轻重散敛之术，以达到价格稳定的目的。 “愿国家定市价恒 以谷米为本。下令有司:在内，惮坊市逐月报 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间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 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
12、是而验民食之足否， 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 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岁穰民 有余则轻谷，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则轻者重。岁凶民不足则重谷，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则重者轻。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散 敛，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 亦在所取也” 。 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价格的波动常决定于气候条件，只在较少情况下才受货币因素的影响。他把粮价变化直接和货币因素联系起来，显然不是全面的。他所建议的物价报告制度，可算是唐代刘晏以后仅见的价格情报网。惟上报到户部的间隔时期太长，不足以有效而迅速地采取补救措施以应付价格变动的情况，也是其缺点之一。,五、财政思想 丘浚的财政思想,
13、在重要原则方面,大都因袭前人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旧说，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对具体财政措施曾提出一些经过调查研究的建议或意见。表要表现在： 1、理财的涵义。 2、开源节流。 3、量入为出。 4、租税思想。 5、会计。,二、十六世纪的反传统经济思想,“经济思想”作为思想的一个分支，简单的说属于意识的范畴，那么必然由人所反映出来，明代的经济思想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想要详细的了解，我们理所当然的要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思想中去窥见一斑。 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传承，明代的经济是在它之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又有所重要突破。以下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十六世纪的反传统经济思想。 从十六世纪起，较广泛地出现与传统
14、的正统思想对立的”叛逆”思想或“异端”，标志着正统观点在社会思想领域开始动摇，但在经济领域，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旧观点的对立，这一思潮却不那么突出与丰富。这是由于作为封建经济对立物的新兴经济的代表阶级尚处在萌芽状态，尚未形成一个阶级，从而还提不出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独立而系统的经济观点。同时，当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两宋道学或政治上层建筑的腐败，经济论述仅仅是这一斗争的副产品而已。,一般地说，那些参加反封建主义行列的思想家总会更富于批判精神或较容易接受新的经济观点，而那些维护封建通知的思想家则多为经济问题所困扰，只能提出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暂时补救方法，缺乏理论发挥和远见。 这一新思想的最
15、初代表是王汝止创立的泰州学派，其追随者有不少是商贩、瓦匠，樵夫、农民、雇工出生，总之是非“名教中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知识垄断。他留给我们的经济思想只有一点，即他的土地平均分配思想-“均分草荡”，据他自己说，曾在他家乡安丰场试行，颇见成效。这样的例证并无多大意义。而且他均分土地的目的，是要给这些分的土地的小农“定经界”。使其“千万年”也能继续享受这个土地所有权。看来他只是幻想一个由小土地私有制支配的王国，和传统的土地分配思想不完全是一回事。以下专谈他的一个有名的追随者的 观点。,李贽论私有,李贽，号卓吾，泉州晋江人，曾任云南姚安知府。一生中最后的二十余年专门从事著述，以
16、进行反封建斗争，为泰州学派后期重要的代表人，后来被统治阶级集团以“干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迫害下狱而死。 在经济思想领域，他接触的问题较少，但都是较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他把王所讲的“百姓日用之学更明确地与人们的物质经济生活联系起来，指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食类耳” 用“衣与饭”来象征人们的物质经济生活，这是可以的。如果说衣食即物质经济生活就是人伦，那就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混同起来。但在一个反传统的艰苦斗争中，常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我们只应重视它打击阻碍人们物质经济生活发展的封建道德战斗意义。,李贽,李贽对儒家传统的重要信条“讳言财利
17、”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指出“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他的理由很简单但很有说服力，他说： “财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无也？吾故曰，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自然也。” 因此人们“好货”，“多积金玉”。“多买田宅”等在他看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从这样的财富概念出发，他得出结论谓“不言理财者，决不能治平天下。”基于重视富国的重要意义，他在名著藏书中专辟了“富国名臣”一栏，对一向被指为”聚钦之臣”的桑弘羊、孔仅同李悝、刘晏并列起来而大事赞扬。 他不仅强调富国，而且对富人也极为称颂，甚至认为“强凌弱”“众暴寡”也是合乎天道的。
18、他说人们“致富之才”是天所赋予的，否则“一邑之内，谁是不欲求富贵者，而独此一两人耶？”为工商富人辩解之思潮，从两宋起已开端，并非李贽的创见。但他给这一思潮补充了一个新的内容，认为“强凌众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如认为的加以禁止是“逆天道之常”，不会有好结果。无疑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以新型市民阶层的出现为其客观社会基础的。既将凭借有利生产条件而获得成功的工商业富人看作是天赋予的优越才能，那他们兼并某些处于不利生产条件的工商业者的财产也会是有理由的。李贽对富商大贾的唯一非议死他们“不佐国家之急”,现在转谈李贽道德私有财产之观念，首先要理解他所谓“私”，系泛指各种功名利禄而言，非专指财产私有制，但财
19、产私有无疑是他所谓“私”的主要内容。他说：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书也。” 先秦以来，宣扬“自利”，“自为”之说者不少，而李贽为私有财产辩护可算是最坚决的。在他看来，财产私有是推动人们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也是自然规律。当然，过去曾有不少思想家不同意没收富人土地分配与无地农民。只是他们所保卫的仅仅为土地财产权益，正好反映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李贽为之辩解的私有财产权益，范围比较广阔，也包括商人资本在内。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他所谓“私人者之
20、心也”，本质上只不过是新型市民阶层的本性，正如西欧启蒙思想家所赞美的所谓人类的个性实质上仅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而已。 这种市民意识形态，在他应用商品交换概念来分析其他一切社会上事物时也得到表现。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天下尽市道之交也，”连所谓圣门师弟关系也被他看作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他说：,“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无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以身为市者，自当有为市之货，固不得以圣人而为市井之病。身为圣人者，自当有为圣人之货，亦不以圣人而兼市井。” 一切社会关系均属交换关系的观点，在他以前一千六百多年的韩非与司马迁早有论述。他所说的交换关系的范围亦不见得就较他的这两位
21、先辈为广阔。但是，如考虑李贽所处的已不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所打击的对象又是当时具有无上权威的“至圣先师”，就更需要有坚强的反抗精神。 代表新型市民阶层利益的经济观点是当时正在发中的思想。这不是个别思想家或是个别学派独有的思想。如曾在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之初的反封建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东林学派，其经济原则也是贫富两便，“不使富者因贫者而倾家，”要求恤贫民而不累富民。他们坚持要封建政权减税以“惠商”，能“曲体商人之意”，充分体现城市市民的呼声，而且也较鲜明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要求。,其他经济言论,在这一历史时期，许多致力于保持现存的封建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侈谈各种经济问题者也甚多。他们所谈论的
22、大都不外乎均徭、均赋、钱法、荒政、采矿、盐法以及商业等问题，而且是经常纠缠在对具体措施的争吵中，缺乏理论的创见，甚至有些人的理解水平，连前代已经取得的经济思想的成就尚未达到。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必要多所论列，只提其中的两点，一点是关于租税制度的“一条鞭”，另一点是海外贸易。 一、关于“一条鞭”税制 一条鞭是万历九年（公元1585年）由张居正将在个别地区已行之有效的税制加以全面推行，这种税制简化征收手续，将一年应收的粮税、差役代金以及各种经常性摊派与土贡之类并在一起，“计亩征银”。这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考察，关于简化征收手续和以货币定税额，一条鞭制可看作是唐代所采行的两
23、税法的继续，但有一点较两税法更为彻底之处即在货币税额方面计亩征收白银。由于两税法的提出较一条鞭早了约八百年并具有首创意义，故后者在财政思想上的重要性远不能和前代相比拟。可是一条鞭制在事实上所起的作用仍是不小的。因为宋元以来，在两税之外又新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苛捐杂税，其结果是征收机关和纳税人民都感到烦难，很有必要再来一次统一征课手续的改革。所以，一条鞭制虽然无多少大的理论意义，却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凉水发在原则上已经规定固定的征税总额，即以万历十四粘的收入总额为标准。以后事实上虽然执行过程中时有增派，但那是另一问题。一条鞭却无征收总额的规定，故农民负担可能岁岁不同，给征收胥吏造成“出口为是
24、”，任意横派的机会。这主要是由于并入田亩中征收的人丁税随人口的变动而岁岁不同。天赋以及其他杂征可能固定，丁银不可能固定，从而征收总额也无法固定。这是一条鞭制本身的缺点，这个问题直到清初实行地丁合一税制才告解决，因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规定：依照康熙五十年各地所报人丁数作为丁税的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与田赋均可以固定下来。 至于“计亩征银”，也是中国财政史上的有一个重要的演变(有少数州县作为例外，仍征实物税）。以白银定税额虽适应了当时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许多滨海穷乡的小税户因缺乏白银缴税而产生种种惨状，成为明代后期一个严重的财政经济问题，为当时思想家所重视。
25、,二、海外贸易 到十六世纪时，即使在保守的士大夫中为商贾呼吁者已日渐增多了，使传统轻商观点的支配阵地不能不日渐缩减。这个时候的思想家不仅为陆路贸易辩护者日多，而不同意明王朝海上封锁政策，要求进行海外贸易这也不少。其中以许孚远反对海禁的意见最为坚决。 明初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海禁甚严。后来虽曾稍事松弛，但于十五世纪中期因沿海倭寇滋扰又重申海禁。尔后这一愚蠢而又有害的政策曾有意无意的持续了四百多年。此时恰好是西方经济快速进展的时期，相形之下，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带来了无可估计的损害。因此，在当时条件下，任何宣扬开海禁福音的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即使他在理论上还是颇简单的。掌握了这一点，对当时为开海
26、禁而辩护的论点便易于理解了。正如许孚远所谓“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并指出禁止海外贸易有四害：第一，沿海居民依通商为生，一旦禁海，可能铤而走险；第二，经营东西两洋贸易的沿海商人甚多，以吕宋一地而论，“父母永驻，子弟往返”。留居未归者不下数千人。禁海是“弃众庶以资外夷”，第三，绝海外通商之路，非为商船不敢下水，即“宣谕哨探之船”，亦无有到达，无法了解海上敌情；第四，海防军事经费大部分取于海外贸易商税，如果不通商，势必会重敛于民，而禁海后民穷财尽，甚难取给。,他的这些理由虽不是纯粹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海外贸易问题，但却是符合具体情况的真切反映。因此，他建议除不许海船开往日本并严禁“私装铅
27、、硝等货潜往倭国”外，应该开放东西两洋的海外贸易。“凡走东西两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结，禁番夷之留止，厚首举之赏格，反诬之罪累”。这样，就可以使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安于自己的行业。，他还认为开放东西两洋贸易不仅可以防止商人转而为寇，并可以使“中国之商货通于吕宋诸国”，通过贸易往来，使“诸国之情联于我，而日本之势自孤”；又将借商人的往来以探知日本的动静虚实而预为之备；又将“商船坚固，数倍兵船”，临时可供调遣之用，还可以获得商税收入。 明代思想家接触海外贸易者不独人数较前代之多，而其议论亦较前代为具体，许孚远的意见
28、和他以前一百多年的一些人的意见大致相同而更为细致。尽管明王朝从一开始就是侧重于严申海禁的王朝，而支持进行海外贸易的思想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这表明当时的海外贸易潜力已相当大，蓝封建王权的压力亦未能彻底加以禁绝。,明末革命农民提出的经济口号,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经济要求，较前代革命农民的经济要求更加鲜明具体，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在封建压迫下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平均主义幻想有它很早的历史根源。除历代剥削阶级思想家所宣扬的井田、均田等思想外，直接反映农民群众平均主义要求的观点，自汉末已开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群众所感受的压迫和剥削的日益沉重，他们的反封建情绪及其经济要求也随着不断爆发
29、的无数次起义和革命而日益高涨和深化。汉末其意农民的“太平”思想体现了一般地消除“不平”，还只能仰赖于宗教式的“义舍”，“义米肉”等消费上的平等权利。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第一次把“平均”的革命要求挂在自己的桂冠。“平均”的要求固然从此更加鲜明而强烈，唯其内容仍抽象而不具体。五代的起义农民开始以“使富者贫，贫者富”为口号，反应了农民憎恶贫富对立的原始平均要求。北宋初的起义农民更以“均贫富”为口号，南宋钟相起义的口号又在“均贫富”之外增添了“等贵贱”的内容，公开否定富贵贫贱的差异，更鲜明地体现了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但是，在明末以前的“均贫富”要求，只着眼在对富人的“浮
30、财”的剥削均分，还未认识到造成封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财产的分配不均，亦即根源在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明末大起义农民第一次提出了均分土地财产的要求，这在中国封建农民革命的经济纲领的发展阶段上事值得注意的意见大事。 因此，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考察，我们对明末大起义所提出的“贵贱均田之制”，或“均田免粮”口号，至少应有如下的认识。 第一，明末革命农民“均田”口号的语词可能是从北魏、隋、唐间均田思想借来，但二者却截然不同的阶级内容。唐以前的均田思想事地主剥削阶级的开明思想家在基本上不触动封建大地主所有权条件下所提出的缓和阶级斗争的主张，而明末的“均田”口号则是反映农民本身的土地要求，也就是
31、通过农民武装以“均”大地主之田，不是不触动大地主土地所有权。,第二，起义农民的“均田”要求曾否贯彻执行的问题。在起义军摧毁名王朝的过程中，见若干被地主劫夺的土地归还或分配给农民的情况无疑事存在过的。 但以起义军的流动性很大而政权又未获得足够巩固的时期，也就不可能全面而有计划地贯彻实行“均田”纲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可贵的。 第三，应该明确这种均分土地的思想在当时虽有其积意义和进步的一面，但仍是超越自己时代的“狂暴的空想”；对现代来说，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更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与“均田”口号相联系的是“免粮”。专就“不当差，不纳粮”这一号召本身考察，它仅是反抗封建政权的繁重赋役压榨。
32、这对农民群众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但把它与“均田”口号结合起来，那就意味既不向地主阶级缴纳地租，也不负担封建国家的赋役，全部否定封建剥削。以往剥削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土地方案如井田、占田、均田之类，无不负担封建赋役的压榨。而，明末，农民的“均田免粮”要求，却是反映了更加彻底的放封建剥削思想，标志着封建剥削思想的最高峰。这以曾发生过极有利于当时农民革命运动进展的光辉口号，在理论上仍不免有谬误之处，因为任何社会形态下的劳动者均不可能要求全部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徐光启的农学思想,徐光启是我过历史上著名的农学家，他的代表著作农政全书。他的杰出贡献在农学方面，其基本经济观点必然是重农的。惟他的重农
33、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思想有所不同。首先他说理解的农业范围较为广泛，包括树艺、蚕桑、牧畜以及家庭手工业的生产，不像以往专重谷类或五谷桑麻的生产。其次，以往重农思想家一般均轻视工商为末业，而他则认为“末富，未害业”，充分太香了他的时代农工商经济相当发展的特征。在他说接触的一些经济问题上，无不贯穿着重农观点。对于财富概念，他认为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只有粟、帛才是“财”，货币并不算财，不过是“财之权”而已，只有从一人一家角度去考察它才可以算财。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农者生财者也”，即农业才是生财财富的。既然蚕桑及家庭工业在他看来都是农业的一部分，工业亦会是生产的。至于商业，那是“商出于农，贸易于农隙”，换
34、言之，商业只是农业品在农闲时期的交易。一切均以农业为核心。,徐光启,徐光启非常强调农业是财富“所自出”这一基本原理，认为要讲求富国之道，必须懂得这个原理。在他看来，当时所以贫困的原因是封建统治集团不懂得甚至违背这一原理，不在全国各地广泛发展农业生产，只集中榨取江南地区。其结果是产生了江南地区不胜赋税的繁苛而其他地域有旷土而不耕的不合理现象。还有一种不合理现象是西北地区产棉而不会织布许将棉运运到江南换取布，因而使西北的布贵棉贱。这些都是使国民财富受到损失及人民群众愈来愈贫困的原因。 尽管徐光启所认识的社会贫困的原因并未接触道社会贫困的本质问题，但他说指出的那些不合理现象，的确是当时应该解决的严重
35、问题现在我们就来看他怎样来处理这些不合理现象。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不像一般封建士大夫那样要求采取减少东南地区的漕粮运输负担的办法，而是倡议在西北开辟水稻田。这就可以减少东南的漕运数石。但采取这种办法，就会遭到传统的风土说的挑战，故必须先驳倒这种就说。徐光启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主张“变动使用”，并列举许多事例加以驳斥。故强调大力开发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思想，在他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他的重农思想与以往不同的一个主要方面。,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他主张在西北地区广泛传播南方的纺织技术，使西北的棉花能就地纺织，从而使不价“返贵为贱”。使工业建设接
36、近其原料出产地这一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首创见解。 为了实现一种使国家“粟多而价贱”的目标，他建议让富民雇佣人开垦荒地，按其开垦亩数或向政府缴纳米粮数量授予不同等级的官爵，此外，并给他们一些财政上的或政治上的优待以资鼓励。 总之，许多以往思想家讨论较多的问题，如财富分配，商品交换及其他等等，他谈的比较少，他分析特别多的都是些直接或间接与发展农业有关的生产问题。 徐光启有一个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在我们结束他的讨论以前顺便提及。他说：“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为什么人口事“三十年而加一倍”，他未提出科学的论证，自然事主观推测。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人口增值率这一概念的思想家。,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