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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论文论老舍小说中蕴含的武侠文化XX（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2007级 07汉文2班 20071103666）指导教师：XXX引 言中国当代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华民族，有其丰富的侠义资源。以儒墨道法四大思想哲学流派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中，几乎无不涉及这一命题。墨家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他们被视为“侠”之源头。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与侠义精神有相吻合的一面。道家的包括省、勇、义、知、仁在内的“道”，也对侠义精神作出了积极的提倡。法家的韩非子在五蠹中最早对“侠”加以定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真正使侠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有感于“游侠救人于厄，
2、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1】（p203）却不被列入史书，于是在史记中专列游侠列传，为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立传。司马迁称赞他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p115）太史公的这两段话概括了侠客的基本特征，并成为后人谈侠所本。太史公之后，描写侠客的任务渐渐由史家转移到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的身上。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还有各朝各代的诗歌戏剧，一直都有关于侠客的描写。侠成为文人喜爱的形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3、，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雏形阶段的具体历史情境，逐渐演化成一种精神气质，如“侠骨”、“侠情”、“侠气”。侠不仅是文人喜爱的意象，而且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汇入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在文学史上，很多新文学作家表现了对侠客这一类形象的喜欢，根据个人着眼点、文化情境和历史环境的不同，对侠这一类作品形象做了不同的诠释，有人基于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念，集合特定的时代氛围，努力开掘和提炼侠文化中的积极的精神因素，以清醒的现代意识对侠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如鲁迅、郭沫若、老舍、沈从文、萧军等。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课题受到人们的关注，本
4、文以老舍为例，来分析和认识老舍小说蕴含的武侠文化。老舍小说与中国武侠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对老舍创作的研究也不仅仅停留在市民文化的体现和批判、京味风格的表现上，老舍创作研究已逐渐走向多元化和多角度研究。但是老舍小说与侠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新课题，由于研究时间短和研究人员少的原因，两者之间的研究成果仍然无法与市民文化的研究力度、深度和广度相抗衡，显得比较狭窄，关系没有完全梳理清楚，比如武侠文化具体在哪些方面对老舍小说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以及老舍小说中为何会蕴含武侠文化？诸如此类乃至更广泛深刻的问题都
5、有待于我们去认真思考。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对之做些探讨，以求可以加强对于老舍这一创作现象的认识。一、 武侠文化在老舍创作中的具体表现老舍小说与中国武侠文化有很深的濡染关系，具体创作中体现和记载了这种连带关系。在其作品中，老舍接受运用了武侠文化，并对其加以了一定程度的思考与改造，这种继承和改造主要体现老舍小说创作的思想层面。全面考察这种复杂的影响关系，对我们准确认识和评价老舍及其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侠文化对老舍思想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复仇精神，二是侠义精神。老舍对侠文化的接受与思考,主要立足于民间立场,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侠文化,对其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和主体性再造, 在将侠文化
6、精神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予以张扬的同时,把它作为文化建构和人格建构的参照系,从中汲取符合时代要求的要素来作为传统文化与国民人格更新再造的精神资源,将其纳入文化反思和国民性改造的整体文学格局中,最终致力于独立人格的全新建构、社会理想的探寻和民族新生的文化构想。（一）复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独立人格的全新建构复仇精神是武侠文化硬质品格的典型体现。它主要体现为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豪强精神品质和以暴易暴、以直报怨的行为方式。从本质上说，它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这种本能情欲决定了人类自一开始就有着敢于
7、维护自我、毫不示弱于敌人的雄强本性，决定了这种本性乃人类之自然属性，这一点在武侠文化那里得到了肯定，并成为了武侠文化中独有的文化品格和武侠惯常的行为模式。武侠的复仇正好满足了民间百姓复仇伸冤的理想需求和现实承担，因此，武侠的复仇便往往被视为不畏强暴、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义举，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效法与称道。因此，具有民间正义性的武侠的复仇精神，成了早期游侠的人格价值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虽然复仇带有盲目性和残酷性，也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在客观上却维护了公道，捍卫了正义，有利于个体人格的独立健全和个性的张扬，维护了生命尊严。老舍笔下的复仇者在对传统侠文化中的复仇者形象进行解构引用，
8、使两者内在精神存在一定的共性，并对这些复仇者进行了具有现代意识的超越与把握。他把对复仇精神的理性阐发同他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性的改造、独立人格的建构联系起来,着重把复仇精神的价值指向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个性的张扬、独立人格的建构紧密结合。于是,在复仇与侠义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内在有机的联系,形成一种趋于平衡的认知结构,强化了人们对复仇事件的肯定性评判,从而突出了复仇的历史合理性与社会正义性、独立人格建构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基于作家本人独有的国难家仇的情感因素和国民性改造的理性意图,老舍对武侠文化的复仇精神在认同和接纳的同时,并把它具化分解为健全独立人格的建构上。他意识到, 主宰中国的儒家
9、文化“温、良、恭、谦、礼”礼教几千年的统治，早已将国人雄强豪迈的复仇反抗本性剥蚀殆尽,无论在行为模式还是在精神特征上,国人的生命力和生命激情日趋萎缩,懈怠不堪，缺乏强烈的意志冲动及由此而来的外在生命行为,缺乏勇猛刚健的生命活力和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只能一味地怯懦、忍让、屈从,形成二马中所说的“出窝老”的病态弱质人格。正是这一群体性弱智人格导致世界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化的深渊。小说猫城记充分表明了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焦虑，对猫国的一切给予了极尽辛辣的嘲讽和怒其不争的悲哀。猫人面对外敌入侵，各个只求自保：上层统治者闭关自守，却又狐假虎威，利用外国人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各种
10、政客团体的创办、活动只是为了起哄，争吃迷叶；军人以抢劫为天职；学者们只会讨论女人，讲究谄媚；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都成了儿戏；当那位为了替猫人雪耻而牺牲的答应的头被悬挂出来后，毛人们争相围观，以致挤死了三位老人、两名妇女，使人联想到鲁迅的示众、复仇等作品中出现的相类场面。小说显示出，猫国的灭亡并非由于不如那伙倭人的强大，而在自己腐败的国民性，猫国的最后两人被抓在木龙里仍要互相厮打，这样的民族焉能不灭。最终猫国只能自取灭亡，跌入万劫不复之地。“你问，这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回答不上去。我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2】（P357）”一味妥协、敷衍、麻木不仁，最终不仅仅使一个人人格丧失，
11、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集体地位、尊严的消亡。武侠文化狭义上指复仇、反抗、伸张正义，而广义上却关系到国格、国民性的存亡，因而需要倡导独立人，独立人格的出现。类似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的文章还有经典著作四世同堂，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窘境下，京城没有亡国之悲，仍兴高采烈探讨吃喝玩乐，乐此不疲，参加北海滑冰比赛，穷极无聊，不敢对日本人说个不字，不肩负作为一个国民对于国家存亡应付的责任，只会生活在传统习惯的怪圈里，穷极国破仍不求上进、思变，沉沦堕落如行尸走肉。“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守旧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3】（P192）老舍借笔下人物陈野求之
12、口道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忧虑。立人才是立国之本，皮将不覆，毛焉附之？国家都要灭亡了，作为国民的人却不知自立自强，只知自我保全，尚不知自我足以生存的前提是国存。以上可以看出，改造国民性是老舍小说长期思考和表现的一个重大问题，着眼于独立人格和健全人格的建构。面对如此残破不堪的人格缺陷，面对群体性的国民劣根性，如何对症下药，走上健全人格的道路？老舍在传统武侠文化精神中找到了药方和解决办法，倡导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复仇精神和建立健全独立的人格意志，建立国民硬质的复仇品格，这是重建国民性、救亡图存的解决之路，尤其在当时中国内有外患、动乱不堪的条件下，复仇精神的现代意义倡导更有其现实必然性和紧迫性。
13、培养民众的敢于抗敌拼命的大无畏精神，假若素日他们没有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在困难面前舍身成仁了。这便是武侠复仇精神的现代意义重提，主张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弘扬复仇，倡导以复仇精神来改造国民性，树立国民的正气、勇气与骨气，在困难面前有敢担当的勇气，敢执行真作为的豪情，便成了老舍相当长时期内坚持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23年的处女作小铃儿中，老舍就叙写了一个复仇故事，从其中人物对江湖武侠行为的模仿中，我们已然可知老舍创作所背靠的武侠文化背景。特别是小铃儿面对家庭悲剧所表现出的复仇冲动和所直接作出的复仇行为选择，明白无疑地显示出作家老舍对武侠复仇的感情偏好。然而这时的偏好还
14、只是感性的实践的，还未能上升到理性高度。直到1926年发表老张的哲学时，老舍借笔下人物李老人之口，才直接而清晰地道出了他对武侠复仇价值意义的理性认识，并在实践上主张复仇。【4】（P274-275）一个“有一片傻好心”的老人在历经无数次“好心无好报”之后，终于放弃“恕道”，不再宽恕，而径直选择了武侠的复仇哲学，主张以恶抗恶，以暴易暴。且不论这一人物形象究竟有多少真实度，作家塑造这一形象的主观意念却是十分明显的，显然，作家是在以一部人生历史确证其复仇主张的合理性。这不仅仅可以从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反映出老舍对于武侠文化主张的伸张正义，不畏强暴精神的推崇，而在其他不同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同样的精神趋向。长篇
15、小说四世同堂高扬国家复仇意识,正面描写了多起刺杀事件。钱默吟一家的抗争。这是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家庭,在和平的日常生活里,他们心平气和,洁身自好,安贫乐道,但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一家之长的钱默吟为代表,重气节,轻财力,挺身而出,勇赴国难。钱默吟是以“儒侠”形象出现的理想人物,他的人生哲学、文化观念、审美情趣等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式的,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境界。他深明大义,一身正气,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在家仇国难面前,他经受住了考验和磨难,走上抗日救国之路,演出了轰轰烈烈的戏楼刺杀、郊外惩治汉奸的英雄传奇。钱默吟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其在民族
16、解放战争中的新生,显示了“儒侠”两种文化传统融汇的可能性。同为了病妻幼子竟然沦为汉奸的陈野求相比,同卖国求荣、丧失气节的汉奸冠晓荷、蓝东阳相比,钱默吟、祁老人、祁天佑、瑞宣、韵梅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反抗、誓死坚守民族气节与捍卫人格尊严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是难能可贵的,充分显示了民族心态中坚贞勇毅的一面和民族文化可以积极建设的一面,这是老舍探寻民族传统文化出路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结晶。老舍塑造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其抗世行为明显地表现为侠的方式一种江湖好汉式的复仇举动。通过老舍塑造的人物命运上可以看出，老舍常在隐忍苟安与复仇反抗的对比中来完成对前者的批判和对后者的肯定，以惨
17、痛的教训证明“恕道”的无用，而以成功或胜利的经验事实证明“复仇”反抗的价值意义。复仇精神的实质并非单纯的对性行动,而是一种精神品格的象征,一种健全人格的体现,一种新型社会道德的强大动力。所有这些创作事实表明，对武侠复仇精神的弘扬实已成为了老舍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老舍在对复仇行为的叙写中充满了对复仇精神的现代超越,对传统文化中的负面价值进行了颠覆和解构,揭露了怯懦、隐忍、苟安等在现实面前的无力与无益,肯定了复仇精神的价值意义,致力于独立健全人格的全新建构。（二）侠义精神的推崇和社会理想的探寻如果说老舍对于武侠文化的复仇精神颇有借重的话，那么他对武侠文化的侠义精神更是十分认同和接纳。相比于复仇
18、精神，侠义精神更能代表武侠文化的精髓，是侠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侠在义的伦理原则支持下，有一种实现正义的深层动机，【5】（P69）正是这种侠义精神使得千百年来武侠能在中国百姓中得到认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行侠仗义”实乃武侠的基本行为准则。尽管中国的侠客面目各异,但他们拥有精神上傲视一切、重信轻利、勇猛无畏、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杀富济贫、嫉恶如仇、惩恶扬善、忠贞不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武学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使“武”与“侠”结合在一起,成为道义、勇敢和武力的化身，简言之就是义、勇、力的结合体。对于侠义精神，老舍深表认同和赞许，他说：“行侠仗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
19、的好事。”【6】（P52）老舍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正有着深刻的体验,在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一直向往一个和谐的没有欺压的美好世界。他崇尚善,想除尽人间不平事。于是,他在创作中塑造了许多富有侠义精神的理想人物,借以表达他的社会人生理想。于是，我们在老舍作品里看到了一个侠义人物形象系列。扶危济困的侠义人物群，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的扶危济难，仗义行侠的人物形象：王德行刺老张；车夫赵四出于义气，保护李静，拳打流氓蓝小山（老张哲学）；李子荣为朋友事业不惜代价的“义气”（二马）；四虎子对天赐从小到大的呵护和关爱，帮助天赐夺回财产的王宝斋（牛天赐传）；帮助老张杀死流氓恶棍小赵的丁二爷（离婚）等等。即便是月牙儿中的暗娼
20、“我”与骆驼祥子中的悍妇虎妞，都灌注着或多或少的侠义之气。在这些民间侠义英雄中，有的是讲究策略，态度温和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粗犷、豪勇的市井义士。而在对这些侠义人物进行描写时，老舍常将其置于与自私自利的某个人物或群体的对立与抗争的关系中来展开文学叙写和意义表达。如老张的哲学中赵四与老张们的斗争，赵子曰中李景纯与赵子曰们的矛盾，一筒炮台烟中阚进一与其妻的争执等等。在这样的对比性描写中，私欲遭到鞭打，侠义得到了弘扬。这可以看作老舍一个固定的创作模式。当老舍写下这些人物的侠义行为时除了起到一定的除恶扬善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宣泄疏导了老舍自己内心的郁闷和不平之情。 “哪里有欺凌和压迫,哪里就有可能会
21、涌现出一些激于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朴素愿望挺身而出的英雄好汉。自发性的侠义行为便升华成一种中国民间社会独特的文化精神,一种混合着强烈的社会冲动和朴素的理想精神的正义与公道的象征。”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些激于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朴素愿望挺身而出的英雄好汉”。他们或具有传统的道德力量,或呈现一派儒侠风度,或坚守崇高的民族气节。尽管他们身上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不能改变周围人物的悲剧命运,不能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弊端,但他们面对社会不公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和“公道”。他们的侠义行为和高贵品格为老舍的艺术世界增添了亮色,不啻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这意味着老舍对社会发展和民族前途充满了希望,对
22、于美好人性的期待和美好社会理想建设的呼唤，更显示了他对传统文化积极一面的赞许。与离婚中那些庸庸碌碌、自私冷漠，表面却装做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们相比，丁二爷的形象显得卑微、可笑，甚至有些委琐。但就是这么一个常人眼里的怪人、废物，在张大哥落难之时，在其它人都落井下石、幸灾乐祸、袖手旁观之时，知恩图报、挺身而出。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小赵，救了快掉到火炕的秀珍，拿回了张大哥的房契，当然也就把张大哥从地狱又拉回了人间。张大哥不知道也决不会相信是丁二让他起死回生。张大哥只会想到是来去无踪的“七侠五义”、“除暴安良的侠义英雄”救他于水火。但即便认为有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所为，张大哥胆小怕事的性格还是让他无法安
23、然享受这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张大哥拿到房契后又是发愣又是出神，胆战心惊，惟恐牵连上什么事。可以推断，张大哥即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多半是要将丁二送官的。张大哥折中、敷衍、只求平安无事的哲学不允许他与丁二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哪怕丁二是为他杀的小赵。虽然张大哥有时也会热心助人，排难解纷，比如老李媳妇被小赵拉去一起吃饭，为老李媳妇圆场，但采取的措施确实让人不敢恭维，所以才会让老李在瞬间更加讨厌他而不是小赵。因为张大哥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折中、敷衍，永远不得罪人，永远在寻求平衡，永远没有一个基本的义的立场，敢于说不，敢于反抗。因此，他看似在帮人做事，最终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张大哥的生活态度就是敷衍，而且
24、是郑重其事地敷衍，热闹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最终只能像老李所说的那样，张大哥“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丁二爷竟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主人解了燃眉之急,这比费尽周折拯救张大哥一家但收效甚微的老李直截了当得多,也有用得多。通过张大哥、老李以及丁二爷三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这样对侠做一下阐释：人生在世，对事物拥有基本的是非评判态度，基本的曲直观念，敢于伸张正义、好打抱不平的思想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义的要求，思想的冲动对于常人来说不是难事。义是武侠精神的核心,是依“仁”而行的方法、途径,是强调人的行为必须遵循一定规范和准则的伦理
25、观念,是武侠用于自律的道德标准,也是衡量人性善恶的行为准则。但是真正敢于将伸张正义、愤世嫉俗的正义感前进一步，付诸于实践，则是需要一份超常的勇气作动力的。除却义气、勇气，成为一名果敢、不畏强暴、锄强扶弱的坚毅侠士，更需要的是一种敢担当、真作为的力量，才能彻底将前面酝酿的义气和勇气爆发出来，在社会实践中取得切实可见的效果，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和现实。张大哥、老李以及丁二爷三个人物形象分别代表了侠客的三个层次，张大哥是一个没有是非曲直的人物，也就是说没有基本的义的概念，张大哥全部的聪明才智只是市民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哲学，庸人的聪明。没有义的基础，也就谈不上勇和力的延伸，在老舍笔下，张大哥才
26、被塑造成一个被批判讽刺的悲剧人物形象，对于他老舍是不赞成的。小说中的科员老李，虽然与张大哥性情、命运不同，工作诚恳，秉性正派，不肯和同僚同流合污，明辨是非，处事仗义，在张大哥蒙难关头，是所里唯一一个出力排解的人。但是老李拯救的措施却是把房契和自己的工资给小赵，以此希望小赵罢手。老李实际上采取的是向坏分子妥协的手段，无形之中助长了小赵的气焰，所以小赵才会更加肆无忌惮。老李为拯救张大哥，曾经写下联名信在所里人员之间传阅，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老李不解的是，平时那些受过张大哥恩惠的人在长高、大哥受难时却如此无动于衷，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灰色形象的悲哀，没有为人的基本是非概念。老李面对这样的结果采取
27、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将纸撕毁自己暗自生气。老李厌倦衙门里的乌烟瘴气，又得跟自己反感的人敷衍周旋；受了坏人的欺负后想抗争，可是话到嘴边又常常变软；他有正常的义理和不平观念，但是没有真作为真实行的勇气。所以对于老李，老舍也并没有给予正面的表扬，对于老李的致命缺点，老舍也是给予了直接的回应的。可是就是一个卑微、可笑，甚至有些委琐、在常人眼里是怪人的丁二爷却成为老舍笔下的理想侠客形象。虽然有评论家评论将丁二爷作为理想人物进行赞颂是不合情理，并借此说老舍思想的平庸。但是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丁二爷式的行为确实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老舍发现了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特有的市民劣根性所造成的市民与侠客的对立，侠客丁二爷
28、在小说中自始至终卑微的形象，不仅是作者对苟安保守的小市民、敷衍模糊的市民社会的嘲讽，也透露着作者的几多苦涩和无奈。在一个民族需要战斗、需要重新构建的时代,现成的侠的性格必然被正面地表现”,“老舍用侠的精神的表现去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完成了时代所赋予一个作家的使命”。更可贵的是,老舍对侠文化的积极价值给予了肯定和赞同,着重于对侠文化改造利用的可能性的思考,把侠文化精神注入自己理想的人格、社会与文化模式的建构之中,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追求。同时，当他站在民间本位立场上歌颂市井中的侠义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以新文学作家的观察点、视点观察这些被世俗神化的人物，用现代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些市井中的侠义人物。他
29、还将这种审视与他对中国早期市民社会现代化变革中形成的特有的市民性的剖析联系起来。这种视角和审视使老舍敢于正视侠客的真实生存处境，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发现侠客身上的弱点。正因为如此，老舍才能彻底剥除传统诗学中罩在侠客身上的神圣光环，完成了消解传统侠客身上神化光环的改写。二、 老舍小说武侠情结探源从老舍诸多创作文本中不难发现，小说描绘刻画的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一箫一剑走江湖的侠客，非仙非魔，只是生活于凡俗世间小胡同、大杂院中的普通之人，是一些好打抱不平、伸张正义、锄强扶弱、不畏强暴的“英雄”，这些人物身上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武侠精神的血液，具备更为突出的英雄精神和武侠行为。如果说武侠小说是写梦文学，其中
30、的侠客形象是作家英雄梦的投射，那么老舍笔下的这些极具特色的侠客形象，同样也是老舍的一种生命想象和精神寄托，有着深刻的原因支持的，小说中侠客义士的壮举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个体生命的不解情结的。(一)时代氛围和家庭成员以及周围人的影响1900年8月，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运动侵害了其在华利益，悍然发动以北京为目标的侵略战争，强盗似的侵略者抢劫继而屠城，中国处于硝烟不断、一片混乱不堪的窘迫困境。俗语说乱世出英雄，不安定、不平等的时代，以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维护社会公平标榜出现的义士尤为重要和彰显。当时一些敢于同侵略者抗争、不畏生死的义士士兵自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称赞对象，据守城门
31、与敌肉搏，为国为民浴血鳌兵，难以数计。为了记载，为了铭记，为了颂扬，为了唤起人民心中的正义感，当时出现了很多关于称颂不畏生死守城官兵义士的作品，不羁形式，中国社会被强大的侠文化氛围包围着。老舍1899年出生于北京，清末民初年代，恰逢朝代更替、社会变迁的乱世，一出生便在浓厚的崇尚正义不畏强暴、呼唤义士们出现的侠文化时代氛围中摸打滚爬，深受其影响浸润，因而老舍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侠客类的形象也是不足奇怪的。家庭和周围人的影响对于老舍作品中侠客形象的出现塑造也是不可小视的。母亲是一个守秩序、讲正义的妇女，继承了满人旧有的急公好义的品行，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
32、去做，在遇到不平事时，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出，幼年的老舍在母亲那里接受了生命的教育。同时经常会听到母亲和大姐讲述自己的父亲如何坚韧地同敌人英勇作战，身负重伤仍顽强抵抗直至牺牲，讲述一些民间小故事，老舍也耳闻目染了不少周围人表演的曲艺节目，在那些民间故事和曲艺节目中就有很多有关武侠，崇尚公平正义的内容。【1】（p12）就像老舍曾经讲述的，他讲从私塾转入学堂后，与罗常培同班，在“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7】（p17）他后来又读过三侠剑或绿牡丹，听过五女七贞等评书，对于说书人所讲述的英雄们如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带有传奇色彩的，宣扬侠义精神的故事表现出了特别浓厚的兴
33、趣。他后来曾经回忆当时“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7】（P107）从以上老舍自己的回忆讲述中，不难看出，幼年时代的这种侠文化浸染对老舍影响，影响深远，无处不在的，而这种在童年时期的影响又伴随了老舍一生，奠定了老舍终生对武侠文化的深厚感情。侠义思想渗透体现在他的大多数小说创作中，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身上都闪耀着行侠仗义、崇尚公平的侠义光辉。以上两点是从时代影响和家庭社会影响两个角度来探讨老舍时如何一步步与武侠文化融入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武侠文化是怎样一步步浸透老舍思想中，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介入到老舍的作品创作中的。（二）满族
34、的特殊出身和底层生活的影响联系中国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不难推测，老舍满族的特殊出身和早年底层的生活，注定老舍童年乃至以后人生当中会经历一些不公平待遇，这会无形之中影响到老舍对武侠文化的推崇，使他生发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要求公平正义的愿望。清末民初时代，满族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我们甚至用“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来形容也不为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中国这个古老过度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同时也因为了结的是清朝的政治统治，它便又增加了一重意义，即终止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对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宰。曾经满族的统治已不复昨日的辉煌，中国社会出现了持久而且广泛的反满、排满的潮流。当
35、满族的统治和管制失去了权威，原本循规蹈矩的汉族臣民就会变得蔑视任何权威和规矩，甚至丧失理智与人性，成为极大的破坏力量。那些长久压抑丧失理性以破坏力量身份出现的人民，在这种潮流中是如何具有破坏和摧毁性的我们可想而知，瓦解满人当权的清政权殃及池鱼般地株连整个满族当属难免，把满族人民统统污蔑为“满洲贱族” 【8】（p12），“满洲鞑子”【9】（p52）之类的辱骂不绝入耳，同时可以体会作为满族出身的老舍在这场浩劫和动乱中处境的艰难和无奈。对于给满族社会带来的摧残性打击的这场浩劫，老舍保持了几十年的缄默，老舍的前半生坚持不在广众面前谈论个人的满族身份，也不在作品中标榜其满族文学的创作性质，这其实既不能说
36、明老舍已经自愿放弃了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定，也不能证实他甘于绕开满族社会的现实生存题材去做超民族写作。那么解释只能有一个，即老舍这位出身满足家庭的文学大家在相当长久的人生道路上，只能被动地选择与其他同胞们相一致的“吾从众”方式，做人则小心翼翼地遮蔽起自我的民族意识，为文则要尽可能地将笔下的主题、题材、人物等的民族属性精心“隐去”，其中的辛酸苦痛我们无法体会。除却民族成分的被歧视而导致老舍创作中侠文化的潜意识体现，老舍早年底层的生活经历也是创作中侠客形象经常出现的一个影响因素。老舍属于满族中的正红旗，是旗人社会的底层，父亲作为守城士兵牺牲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孤儿寡母生活的困顿和潦倒是
37、免不了的。母亲作为一个佣人艰难地赚取子女们的生活和抚养费，家庭的拮据无力攻供给老舍念书，刘大叔的帮助让他从此踏上了与贫困家庭给他划定的完全不同的道路，改变了他的一生。民族的被排挤和被歧视，下层人民的出身和窘境，这些决定了老舍渴望公平，渴望正义，需要一个正常待遇的思想情感，以后小说创作中的侠客形象，寄托着老舍对现实处境、生命缺憾的某种文学想象和心理慰藉。下层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无助和充满恐惧的，他们没有能力呼风唤雨，一辈子没有机会倡导一呼百应、众星捧月的滋味。即使有了冤情也无处伸冤昭雪，无力保护自身基本的权利，一粥一饭一瓢一饮都需要自己去奔波才能得来，在抗拒外来灾害面前，他们属于弱势群体，潜意识中
38、有一种期待，期待秉有侠义精神的侠客出现，打抱不平，主持公道。老舍小说中的英雄、义士，大都是那些慷慨、豪爽、胆量过人、坚强勇敢、无所畏惧的劳动者。他们对待黑暗的恶势力，不惮使用暴力，往往采取以恶抗恶的方式，表达那种侠义精神。这些也就影响了老舍对于闪耀在人民身上的侠义光辉的赞美，对于公平、正义的呼唤，这是老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由衷赞美和讴歌，发自内心的呼唤。这些复杂的情感体现在老舍的小说创作中，不但赞颂那些济人与危难之中的准侠士，并对于他们的复仇式举动给以快感式的关怀，这些闪耀着下层人民美德、寄予着下层理想的侠义古风也就成为老舍小说中的一大亮点。（三）叙述者与革命大潮的疏离我认为，借助最后一点在一
39、定意义上可以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老舍小说中蕴含的武侠文化。老舍1926年登上文坛时，创作倾向等与当时的主流文学主旨题材脱离，因而没有得到主流文学的肯定与接纳，这是情有可原的。老舍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参加了工作，五四运动时他正是一位小学校长，这种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亲自融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当中，减少了切身感受民主解放的强烈与迫切，减少了经受战斗洗礼的机会，而老舍的出身秉性又决定了他对于政党派别的政治主张不感兴趣，甚至是抵触，在加上公务的繁忙，家庭的拖累，使老舍已经疲于奔命，因而无暇去顾及研究某一党派的核心思想或考虑他们的行为举措。但这些只能说明老舍的主观创作倾向没有聚焦在革命文学或者阶级关系
40、，党派关系的表现上，并不能排除老舍也曾在这方面做的努力，只是由于自身经历和对革命文学关注度的了解程度低，因而革命文学的表现中难免带有一些武侠因素，其中作品中所刻画的革命者也就会留有狭义之士的影子，是带着革命者桂冠的侠义之士。如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除了在课堂上宣传过的社会主义“过激”思想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革命活动。当然，他和她太太对祥子都很好，不仅平时对祥子好，而且在祥子失意的时候救世主似的救过祥子：第一次是祥子落入虎妞的陷阱、痛不欲生之时，曹先生不仅答应祥子来家拉包月，而且还答应小福子来家做保姆，对于祥子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当然这一次因为小福子的死使祥子心灰意懒终于没去曹家拉包月，然而
41、曹先生对祥子的救助却不应抹杀。尽管曹先生做了这么多，但在骆驼祥子中，一定要给曹先生归类的话，那他顶多是一个济人危难的侠义之士，而不是革命者。茅盾曾因对农村和红军的情况不熟悉而再三地修改子夜的写作提纲,除已写好的第4章舍不得割爱外,基本放弃了对农村和红军的正面描写。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熟悉各行各业所有的事情。作家也一样,他们所能写好的,只能是他们最熟悉的事物，这一创作原则同样也适合于老舍。由于老舍的经历,他对革命大潮是疏离的,他对于革命组织内部的情形没有深入了解，对革命者是不熟悉的。这种情况下老舍尝试描绘革命者或地下组织的活动难免存在一些不妥之处。革命者除却参与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外，也确
42、实具备为老百姓办好事，谋福利的特点，侠客风骨，侠义之士和革命者确实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鉴于老舍对侠义之士比较熟悉,如拯救大众于水火、力挽狂澜、济世维艰等,所以老舍就避重就轻地按照他所熟悉的侠义之士的样子来写革命者。这样,他笔下的革命者形象就成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大侠。各种因素，时代社会、家庭以及自身民族成分、底层经历乃至与革命大潮的疏离等共同决定了老舍对于武侠文化的热爱和崇尚。武侠文化对于老舍的心理性格及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决定了老舍一生的创作与武侠文化不可分割的一种连带关系。成年的老舍对武侠文化的热衷依旧，不但继续研究一些武侠书籍，关心江湖世界，而且结交各路拳师，学习各种武术，几乎成为
43、一个武士（5）由承传到创造，也技痒的要写武侠小说，未竟之作二拳师就是他试图创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1934年，作家还答应上海大众出版社的小说半月刊写一长篇洋泾浜奇侠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最终作家写了短篇断魂枪这样一部武侠小说，同时从其他小说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武侠因素的痕迹。他的第一篇小说小玲儿中的四个小学生为了练好本领去攻打日本，便组织了一个“会”，并为每人起一名字，颇带有江湖味：“老虎”“花孔雀”“卷毛狮子”“金钱豹”，这些孩子们的行为不免带有未脱童稚的嫌疑，而且小玲儿不是老舍的成功之作，仅是一篇练笔式初出茅庐的作品，但依然可以窥见老舍思想中崇尚侠义的端倪，纵观老舍的小说创作，这一思想倾向在
44、老舍的文化知识结构占有很大的比重，贯穿在老舍几十年的创作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结 语 我们考察老舍与武侠文化的复杂关系，目的就在于要借此在一个大的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获得对老舍创作价值意义的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因此，简单证明武侠文化对老舍的影响关系并非我们的唯一目的，我们希望借此证明进一步考察老舍对武侠文化的承传态度，以及由此给他的全部创作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带来的价值和意义。如所周知，“侠义振民”的思想并非老舍首创，而是近代末期梁启超们掀起的一股思想潮流。梁启超基于对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反思，又从世界列强诸国的考察中得到启示，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
45、者也”，又说“宁独公法无足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因此，梁启超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积极提倡尚武任侠以强民强国。梁启超的思想主张不但对清末的武侠热潮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也给后人以许多启示。现代作家鲁迅与郭沫若等都曾就此思想主张进行过认真思考和文学表现。众所周知,鲁迅是从“幻灯事件”中认识到“医治灵魂”的重要性的,并弃医从文,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也正是这一价值目标选择决定了他面对“无物之阵”所要采取的特有的反击手段:精神复仇。融合作家情感意志的魏连殳就正是这样一个复仇者。同时鲁迅基于其一贯的“
46、抛祖坟”与“挖病根”的文化批判立场，他主要看到的是侠义精神随历史变迁而逐渐的蜕化和丧失由“侠”到“盗”到“流氓”，进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认为侠的堕落，使“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因而对当下社会中打着侠义旗号干着流氓勾当的人表示了高度警惕。相反，郭沫若则从寻找民族精神支柱的角度去开掘和认识侠文化，他高度肯定侠义精神，宣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千古不灭的金言。”他积极掘取历史上侠不畏强暴，勇于牺牲，主持正义的人格精神予以高度弘扬，以应时代政治革命斗争之需。而老舍，在我看来，是现代作家中对梁启超“尚武任侠”思想主张回应最为积极的一个。他稍晚于鲁迅和郭沫若
47、登上文坛，这就自然使他有了比他们更开阔的文化批判视野，更兼以他有着他们都不及的对武侠文化的深刻濡染。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对武侠文化的理解和承传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某种深刻性。这既不同于鲁迅的“精神复仇”,也迥异于左翼作家笔下的“阶级复仇”。这种差异是很耐人寻味的，显然，老舍对武侠文化的认识更为全面，他既认识到武侠文化的糟粕，指出“倘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说什么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便离题太远，而使我们渐渐走入魔道了。”但更看到武侠文化的积极价值，指出“行侠作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的好事”，在抗战中有激励士气的作用。老舍对侠文化的积极价值给予了肯定和赞同,着重于对侠文化
48、改造利用的可能性的思考,把侠文化精神注入自己理想的人格、社会与文化模式的建构之中,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格精神追求。因此，结合时代需求，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弘扬武侠文化积极因子成为老舍承传武侠文化的基本态度。这因此便成为了老舍创作区别于其他现代作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梁启超的“侠义振民”到鲁迅、老舍等的“改造国民性”，他们所走的都是一脉相承的“启蒙救国”的路子，这也是中国那一历史时期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救亡”主题逐渐压倒“启蒙”主题时，老舍依然固执于“侠义振民”的启蒙老路，这便注定了他的思想与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脱节，从而显出时代局限性，并因此一
49、直遭到批评。他的关于“侠义振民”的思想从他的作品老张的哲学一开始露面就遭到了批评，被他的第一个批评者朱自清斥之为“很浅薄”。此后人们也一直给与否定性评价。但是，这些囿于时代功利目的而对老舍进行的批评，本身便显出了某种狭隘性。因为启蒙不但是过去，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畏强暴敢于抗恶的豪强品格和侠义奉献精神不正是我们那个时代所急需的吗？就是放在今天来看也一点不过时，它有着永恒的精神价值。因此，我认为应对老舍侠义振民的思想作辩证理解和评价，而不应简单否定。老舍并不是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但他却能够以精英立场汲取传统侠文化中的精神资源并融入审美创造与艺术表达之中,游走于雅俗之间,寄寓着自己强烈的文化理想和执著的精神追求。老舍的侠义振民思想无疑给其创作带来一种独特审美魅力，它呈现出江湖世界的奇异，昭示出武侠文化的精神价值，也寄寓着老舍的人生社会理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