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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午中日最高领导层决策对比 甲午 120 周年系列策划之第04 期。 日人攻击清国决心甚坚，即使找不到正当借口也誓要兴战 如前两期所述，甲午战前，日本对清国战力之调查评估已相当准确，而清国对日本战力之评估，则形同儿 戏。然清廷在庙算层面所失先机尚不止此最要命的是：当日本高层在甲午年决意不择手段，誓要兴战 之际，清国高层却深陷主战、主和派系的严重对立，致无论和、战，其政策皆无法有效贯彻。 日本对发动 “ 征清 ” 战争，早有筹谋，自不必论，参谋本部小川又次之征讨清国策案，撰于甲午战争前 七年，即是明证。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将击败清国作为其长期国策，有两个层面的考量， 如日本驻俄公使
2、榎本武扬所言：“ 朝鲜国在地理位置和政治关系上，于我邦对亚洲近邻之权威，直接关系甚 大。 此外，决心对支那逞志之勇气，乃是令欧人暗中敬畏之所在。” 换言之，第一层面，乃是强调控制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如日本对朝鲜的农业掠夺，乃是明治维新工业化 之关键。故日本外务省曾一再强调：“ 朝鲜乃列圣垂念之地，若外国首先着鞭，则唇亡齿寒之不少。” 第二层面，乃是强调对清战争，乃是日本因应列强西来压力之必要。对于此节，藤村道生有很精辟的论断： “ 日清战争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在列强的注视之下，日清这两个帝国主义候补国家，面临着或是向帝 国主义转化、或是沦落为附属国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战争。” 清廷当日衰朽已臻
3、极限，自然并不是什么 “ 帝国主义候补国家” 。 但所谓 “ 同治中兴 ” ， 仍不免是日人眼中之钉， “ 决心对支那逞志之勇气，乃是令欧人暗中敬畏之所在” ，即是 “ 候补国家 ” 抢夺 “ 帝国主义船票 ” 的典型心态。 民权领袖杉田定一当日所言更为露骨:“ 西人来兹，试欲争利争霸，吾辈同胞，在此必争之地，是坐而为其 肉乎，还是进而共为膳上之客？” 及至 1894 年朝鲜政府因无力镇压本国农民起义，而向清朝求援，基于上述考量，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 即明确建议： “ 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 川上的出兵主张得到了外相陆奥宗光、首相伊藤博文及天皇的一致认同。但在如
4、何挑起战争这一问题上，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等均深感为难。如陆奥宗光后来回忆， 当时 “ 既无迫切的原因， 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 ， 故自 6 月 2 日秘密决定对清开战，至7 月 25 日丰岛海战爆发，“ 之所以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说穿了就 是为了寻找直接开战的理由。” 虽然陆奥宗光建议“ 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 ，以获得开战借口，但其基本原则仍是：“ 我政府在外交 上常欲居被动者之地位，然一旦有事，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 故即便开战借口实在难寻，亦不惜撕 破脸皮，电令其驻朝鲜公使：“ 今有实施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使用何种口实，开始实际运动” ，“ 贵官应取 自己认为相当之手段
5、(以挑起战争 )” 。日本最高当局之兴战决心，可见一斑。 左：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右：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 反观清国，深陷党争，无论主战、主和，均无法有效贯彻 反观清国高层，其情形与日本迥然不同，和、战争执始终未休。驻朝清军将领叶志超曾向李鸿章献上中下 三策： “ 派军增援 ” 、“ 撤军回国 ” 、“ 守此不动 ” 。李鸿章欲取中策，但遭光绪反对，理由是：“ 彼顿兵不动， 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返，殊属非计” 。 上述分歧， 严重妨害了清廷的战前布局。譬如，光绪曾命李鸿章传谕叶志超“ 先择进退两便之地， 扼要移扎， 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 但两次下旨，均未能得到切实反馈，
6、李鸿章始终持消极执行态度。 李鸿章因主和而消极避战，自有其道理，如：“ 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 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切。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 李鸿章自知 “ 以北洋一隅之力，抟倭人 全国之师 ” ，胜算有限，故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英国的调停之上，也不能算是昏聩之举。 光绪反对李鸿章的“ 以夷制夷 ” 策略，也并非毫无可取。如其所言：“ 中国自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致 异日别生枝节。若英人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取偿，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且贻后患， 殊属非计。 ” 但其对李鸿章的警告，“ 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
7、发端，定惟该大臣是 问！ ” 在当日帝党、后党争权之局面下，实际上并不能生效。 至于最高决策者慈禧，则选择在和战之间摇摆。据翁同龢日记披露，战前，“ 上意一力主战，（皇太后）并 传懿旨亦主战 ” ，“ 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但随着战局恶化，慈禧又成了主和派首脑。 及至战后，主战、主和两派更是相互推卸战败责任。刚毅指责主和派称：当初“ 日本并无侵占朝鲜与中国寻 衅的意思， 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 。翁同龢的学生张謇，则斥李鸿章 “ 主和误国 ” ，称“ 二十年来败坏 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 事实上，就甲午之战而言，战、和二策，其优劣并不明显。日本既一意兴战，英、俄亦各有利益考量，
8、清 国整体军事实力又逊于日军，战、和二策均已难以独立奏效，其上策，莫若以战促和，唯战场上能立得住， 才有受人调停的资本。至不济，亦当有一种统一的因应方针。 左：主和派、后党代理人李鸿章；右：主战派、帝党魁首翁同龢 注释：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9 卷，第 79-80 页。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03 页。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0 页。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21 页。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21、89、130 页。李澍田编：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第 374、3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