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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对其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影响 问题性网络使用；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 基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整合模型，考察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对社会支持和综合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调查了511名在校大学生，结果发现问题性网络使用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都显著负相关（r=-0.162-0.368，p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感是多维性的，幸福感的研究必须摆脱单一因素决定论，才可能全面阐释人类的幸福感。Keyes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完满状态，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不同侧面，三者共同构成了幸福感的整合理论模型6
2、。主观幸福感主要强调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心理幸福感主要强调个体人生价值与自我潜能的实现所带来的心理体验，而社会幸福感主要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融合感和贡献感7。基于幸福感的整合理论模型，陈志霞和李启明采取实证研究方式，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共同作为个体综合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并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职业群体验证了幸福感综合模型，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8。 目前，研究者们主要集中于探讨问题性网络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例如，王金良和苏志强指出，个体问题性网络使用会负向影响孤独感、抑郁、生活满意度等方面9。国内外实证研究都发现，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1011
3、。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对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对学业、工作表现、社交生活也造成负面影响12，还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例如，Chen通过3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台湾大学生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负向影响他们体验到的心理幸福感水平13。McIntyre、Wiener和Saliba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还会削弱他们的社会联结性14。Jorgensen、Jamieson和Martin指出，个体对社会良好态度和良好社会感知，以及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是影响个体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5。因此，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可能会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心理
4、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重要研究变量16。Drentea和MorenCross认为在现实人际关系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主要目是为了寻找现实社会性支持17。网络交往改变了传统面对面交往模式，网络交往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支持的作用如何，不同理论观点存在一定分歧。 基于扩大理论，网络人际关系是现实人际关系的一种延展。LaRose和Eastin的研究发现，个体通过网络交往平台分享自己经历、与他人聊天交流、发表状态和照片展示自我等，这些网络行为可能会获得他人关注和社会支持，能够满足大学生的部分心理需求18。Valkenburg和Peter的研究发现，学生群体健康、合理地使用网络能够促进他们的人际关系质量和幸福
5、感19。然而，Valkenburg和Peter的研究发现与上述结论并不相同，如果学生群体偏好使用社交网络进行交流和沟通，会使他们更易产生问题性网络使用20。 基于取代理论，如果个体将大量时间用于网络交往将会减少现实中面对面的交往，且大多数网络交往具有表面化、联结强度弱等特征21。网络交往并不能促进个体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支持，还可能会降低个体社会现实的人际关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22。例如，Odac和Kalkan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沉迷于网络将会减少与朋友和家人的接触时间，从而导致较高水平的孤独感和压力感23。亲密关系是社会支持的重要?M成部分，而问题性网络使用还可能对亲密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姜永志、白
6、晓丽、阿拉坦等人认为，成年人或大学生的问题性网络使用可能对亲密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如增加婚恋危机的风险24。例如，Valenzuela、Halpern和Katz研究发现，成年人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并导致离婚意向增加25。Hand等人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对幸福恋爱关系的发展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反而促使很多的大学生情侣因难以忍受对方而终止了恋爱关系26。因此，从取代理论的角度来看，问题性网络使用对现实社会支持具有消极的影响作用。 从网络社会支持的角度来看，大学生沉迷于共享自己个人信息、资料和行为等网络活动，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关注和支持，但也会使他们在网络交往
7、圈里产生一种社会比较心理，这种社会比较与现实社会比较类似，且网络相互攀比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27。例如，Haferkamp和Krmer的研究发现，当大学生经常沉迷于朋友圈（如Facebook）分享自己信息，也会时常关注他人的动态，当发现他人比自己表现得更优越或过得更幸福时，将会消极影响他们的自我评价，从而降低他们的幸福感28。Kwan和Skoric调查了13岁到17岁的学生群体，发现问题性网络使用会增加他们受到网络欺负、在线骚扰、在线跟踪等伤害的风险29。SampasaKanyinga和Hamilton调查了11岁到20岁的学生群体，发现那些在社交网络中拥有较多联系人和展示了大量个人信息的
8、学生，更容易受到网络欺负和网络伤害，更会导致他们产生心理压力和自杀意向30。因此，网络社会支持并不能较好地转化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支持，问题性网络使用可能对幸福感和身心健康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综上，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都可能产生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可能起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调查研究方式，综合考察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对综合幸福感的影响心理机制。 本研究的基本研究假设为（1）问题性网络使用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2）社会支持在问题性网络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社会支持在问题性网络使用与综合幸
9、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被试 调查了四川省某综合性大学的550名本科生，删除了不认真作答的无效问卷39份（但性别或学科未填写的问卷仍作为有效问卷予以保存），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11份，调查问卷的有效率为9291%。其中，男性被试231名，占被试人数的452%，女性被试272名，占被试人数的532%，8名被试信息缺失，占被试人数的16%；文科生125名，占被试人数的245%，理科生67名，占被试人数的131%，工科生309名，占被试人数的605%，10名被试信息缺失，占被试人数的20%；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7岁到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887岁（SD=268）。 （二）研究工具
10、 问题性网络使用采用Li等人（2018）修订的PIU诊断工具进行测量31。该量表在国内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32，包括8个项目，采取6点计分方式，计算10个项目的均分作为量表的总体得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问题性网络使用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次测试中的为0865。 社会支持采取严标宾和郑雪（2018）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33。量表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人支持三个维度组成，共计12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方式。该量表在本次测试中的在0721到0952之间。 主观幸福感测量情感体验量表采用Campbell等人编制的总体情感指数量表34；生活满意度采用Luo编制生活满意感量表，主要测试被试生活
11、水平、健康、从事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闲暇等方面35。量表共计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方式。该量表在国内样本测试过程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8，在本次测试中的在0850到0901之间。 心理幸福感测量依据Ryff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36，国内研究者修订了其中文减缩版，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8。量表由自知、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积极关系、生活目的和自我接纳六个维度组成，采用5点计分方式。该量表在本次测试中的在0626到0843之间。 社会幸福感测量采用Keyes修订的社会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方式37。量表由社会整合、社会接受、社会实现、社会一致性和社会贡献五个维度组成。该
12、量表在国内样本测试过程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8。该量表在本次测试中的在0610到0753之间。 （三）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取团体和个体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被试在10到15分钟内完成调查问题。SPSS 19.0软件完成了调查数据的输入转换、描述分析、相关分析等，AMOS 17.0软件完成了结构方程模型建构。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将问题性网络使用、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量表的61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了14个特征值大于l的因子，共解释了67808%的总变异，其中最大的因子仅解释了总变异的14554%，该数
13、值远低于40%的基本要求。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三、研究结果 （一）问题性网络使用、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问题性网络使用、社会支持与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问题性网络使用与社会支持之间相关系数r在-0162至-0272之间，其相关性都达到了显著水平（p 最后，基于幸福感的整合模型，即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分别视为综合幸福感的二阶因子8，进一步考察问题性网络使用、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影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了模型，结果见图4。 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为2/df=2578，GFI=0922，IFI=0939，CFI=0938，R
14、MSEA=0063。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511）中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检验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问题性网络使用综合幸福感（=-047，p 2Hawi N S.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Lebanon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8，28（3）1044-1053. 3曹?髁郑?苏林雁，高雪屏，等.中学生互联网过度使用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20（7）441-443. 4Tokunaga R S，Rains S A.An Eva
15、luation of two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Time Spent Using the Internet，and Psychosocial ProblemsJ.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8，36（4）512-545. 5Flisher C.Getting Plugged inAn Overview of Internet AddictionJ.Journal of Pa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2018
16、，46（10）557-559. 6Keyes C L M.Mental Illness and/or Mental Health Investigating Axioms of the Complete State Model of HealthJ.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18，73（3）539. 7陈志霞.城市幸福指数及其测评指标体系J.城市问题，2018，（4）9-13. 8陈志霞，李启明.幸福感整合模型在不同年龄及性别群体的验证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2（1）78-83. 9王金良，苏志强.网络使用研究进
17、展影响因素、后果变量及影响机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8（3）82-88. 10Odac H， krk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in Terms of Gender，Attachment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8，3261-66. 11刘文俐，周世杰.大学生网络过度使用的后果及与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2（2）288-290，245. 12Dhir A，Chen S，Nie
18、minen M.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the Compulsive Internet Use Scale Relationship with Adolescents Demographics，ICT Accessibility，and Problematic ICT UseJ.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18，34（2）197-214. 13Chen S K.Internet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A Latent Profile Appr
19、oach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8，28（6）2219-2226. 14McIntyre E，Wiener K K K，Saliba A J.Compulsive Internet Use and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Connectedness，and Introversion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8，48569-574. 15Jorgensen B S，Jamieson R D，Martin J F.Income，Sense of Community and Subjectiv
20、e WellbeingCombining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18，31（4）612-623. 16陈志霞，李启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J.城市问题，2018，（9）52-58. 17Drentea P，MorenCross J L.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on the Webthe Case of an Internet Mother SiteJ.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2018，
21、27（7）920-943.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18LaRose R，Eastin M S.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22、Internet Uses and GratificationsToward a New Model of Media Attendance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18，48（3）358-377. 这个工作可让学生分组负责收集整理,登在小黑板上,每周一换。要求学生抽空抄录并且阅读成诵。其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爱生活,所以内容要尽量广泛一些,可以分为人生、价值、理想、学习、成长、责任、友谊、爱心、探索、环保等多方面。如此下去,除假期外,一年便可以积累40多则材料。如果学生的脑海里有了众多的鲜活生动的材料
23、,写起文章来还用乱翻参考书吗?19Valkenburg P M，Peter J.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Testing the Stimulation Versus 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8，12（4）1169-1182.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韩非子也有云“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