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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王士禎的神韻說 二、沈德潛的格調說 三、袁枚的性靈說 四、翁方綱的肌理說 五、桐城派的文論 六、清代的詞論,第十四章 清代前中期詩文詞理論,一、王士禛的神韻說,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有帶經堂集唐賢三昧集漁洋詩話等數十種著作，後人輯其論詩之語為帶經堂詩話凡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零雲：“晚定此編（指唐賢三昧集），皆錄盛唐之作。詩自太倉、曆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禛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
2、各明一義。”,（一）“神韻”說的歷史淵源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評顧駿畫雲：“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緻謹細，有過往哲。” 唐張彥遠論畫六法雲：“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狀，須神韻而後全。” 明胡應麟詩藪用“神韻”評詩有二十餘處，如稱“盛唐氣象混成，神韻軒舉”等等。 “神韻”是指一種理想的藝術境界，其基本美學特徵是自然傳神，韻味深遠，天生化成，而無人工造作的痕跡。,（二）王士禛的“神韻”說 1、“清遠” 他在池北偶談中說： “汾陽孔文穀雲：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
3、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2、詩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趙執信在談龍錄中曾記載他和洪升一起在王漁洋家中以畫龍比喻作詩的故事： “錢塘洪昉思，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餘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為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3、興會神到，自然高妙 漁洋詩話中說： “蕭子顯雲：登高極目，臨水
4、送歸，早雁初鶯，花開葉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源序孟浩然詩雲：每有製作，佇興而就。余平生服膺此言，故未嘗為人強作，亦不耐為和韻詩也。”,錢鐘書管錐編全齊文謝赫古畫品錄論“神韻”： “神韻不外乎情事有不落言詮者，景物有不著痕跡者，只隱約於紙上，俾揣摩於心中。以不畫出，不說出為畫不出，說不出，猶禪之有機而待參然。故取象如遙眺而非逼視，用筆寧疏略而毋細蜜；”“曰氣曰神，所以示別於形體，曰韻所以示別於聲響。神寓體中，非同形體之顯實，韻嫋聲外，非同聲響之亮徹；然而神必托體方見，韻必隨聲得聆，非一亦非異，不即而不離。”,二、沈德潛的格調說,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
5、江南長州（今蘇州）人。乾隆四年進士，時年66歲。其詩學理論批評主要見於說詩晬語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等著作之中。其門人王昶在湖海詩傳中說：“蘇州沈德潛獨持格調說，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詩，以漢魏盛唐倡于吳下。”沈德潛企圖以“格調”救“神韻”之空疏。,沈德潛論詩宗旨在七子詩選序中有比較清楚的論述： “予惟詩之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攬其大端，始則審宗旨，繼則標風格，終則辨神韻，如是焉而已。予曩有古詩，唐詩，明詩諸選，今更甄綜國朝詩，嘗持此論，以為准的。竊謂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乎氣骨者也；神韻者，流于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莫尋其跡者也。”,（一）重蘊蓄而不尚質實 說詩晬語：“事難顯陳，理
6、難言罄，每托物連類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復唱歎，而中藏之歡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衍，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 唐詩別裁凡例中說：“唐詩蘊蓄，宋詩髮露。蘊蓄則韻流言論外，髮露則意盡言論中。愚未嘗貶斥宋詩，而趣向舊在唐詩。”,（二）貴有理趣，不貴理語 清詩別裁凡例：“詩不能離理，然貴有理趣，不貴下理語。”說詩晬語雲：“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雲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 他的老師葉燮在原詩中說：“惟不可名言之理，不
7、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眇以為理，想像以為事，惝恍以為情，方為理至事至情至之語。”,（三）自然入神，化工境界 說詩晬語中說：“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成標格而已。”他讚美孔雀東南飛“真化工筆也”；稱陶淵明的詩“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裏計？”,（四）原乎性情，有真情實感 他說：“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之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慷慨吐臆，或沉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這是對葉燮“才、膽、識、力”說的繼
8、承和發展。,三、袁枚的性靈說,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小沈德潛43歲，但和他卻是同年進士。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等。袁枚的思想有一定的反傳統，反道學的叛逆精神，有追求個性解放的色彩，是對李贄和公安三袁文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一、“性靈”說 隨園詩話：“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 續詩品：“惟我詩人，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 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天涯有客太泠癡，錯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鐘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1、真情 “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余常謂，詩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三百篇不著姓名，蓋其人直寫懷抱，無意於傳名，
9、所以真切可愛。” 2、個性 “人問：杜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何也？餘曰：人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所以不合也。”續詩品中“著我”一章：“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3、獨創 “高青邱笑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詩者，像生花之類，所謂優孟衣冠，詩中之鄉願也。譬如學杜而竟如杜，學韓而竟如韓，人何不觀真杜、韓之詩，而肯觀偽杜、韓之詩乎？” 4、天然 他非常欣賞陸游的“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他說：“桐城張征士若駒五月九日舟中偶成雲：水窗晴掩日光高，河上風寒正長潮。忽忽夢回憶家事，
10、女兒生日是今朝。此詩真是天籟。”,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時年20歲。後官至內閣學士。有複初齋詩文集石洲詩話等。他是經史學家、金石學家、書法家。清史稿本傳雲：“精研經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論語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所為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論者謂能以學為詩。”。,四、翁方綱的肌理說,一、“肌理”說的提出 “肌理”說的提出是針對袁枚的“性靈”說。袁枚對浙派的學問詩曾有過尖銳的批評：“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僧剃發，如拆襪線，句句加注，是將詩當考據作矣。”甚至批評
11、他們是“誤把抄書當作詩”。 翁方綱以“肌理”來救“性靈”“神韻”說的大而無當，空疏不實。他在神韻論中說：“吾謂新城變格調之說而衷以神韻，其實格調即神韻也。今人誤執神韻，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見，欲以肌理之說實之。其實肌理亦即神韻也。”,二、“肌理”說 首先強調的是“理”與“學”：“士生今日，經籍之光，盈溢於世宙，為學必以考證為准，為詩必以肌理為准。”“士生今日經學昌明之際，皆知以通經學古為本務，而考訂詁訓之事與詞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 其次強調的是“法”：“歐陽子援揚子制器有法以喻書法，則詩文之賴法以定也審矣。忘筌忘蹄，非無筌蹄也。律之還宮，必起於審度，度即法也。顧其用之也無定方，而其所以用之
12、，實有立乎法之先而運乎法之中者。故法非徒法也，法非板法也。”,五、桐城派文論,桐城“三祖”（指方苞、劉大櫆、姚鼐）的古文創作和古文理論比較，早在姚鼐逝世後，就已經出現，如姚鼐的弟子方東樹在書惜抱先生墓誌後中說：“侍郎（指方苞筆者注）之文，靜重博厚，極天下之物賾，而無不持載。泰山岩岩，魯邦所瞻，擬諸形容，象地之德焉。是深于學者也。學博（指劉大櫆筆者注）之文，日麗春敷，風雲變態，言盡矣，而觀者猶若浩浩然，不可窮諸形容，象太空之無際焉。是優於才者也。 ”,“先生（指姚鼐筆者注）之文，紆余卓犖，樽節櫽括，托於筆墨者，淨潔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對之久，使人自深，是皆能各以其面目，自見於天下後世，於以追配
13、乎古作者而無忝也。學博論文，主品藻，侍郎論文，主義法。要之，不知品藻，則其講於義法也愨；不解義法，則其貌乎品藻也滑耀而浮。先生後出，尤以識勝。知有以取其長，濟其偏，止其敝。此所以配為三家如鼎足之不可廢。”,（一）方苞“義法”說 方苞的“義法”說是桐城派最早亮出的一面古文理論旗幟。他在又書貨殖傳後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言有物”指內容，“言有序”指形式，內容如經，形式如緯，交織而成文。方苞所說的“文”，主要是科學之文，他提出的“義法”說，似乎旨在將科學之文和文藝之文（或美文）區別開來
14、。,1、方苞對“古文”的界定 “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為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肄也”“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奸僉汙邪之人而詩賦為眾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為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這裏將“古文”和“藻繪之文”、“古文”和“詩賦”對立起來，強調古文和文藝之文是不同的，其不同在於古文“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而不是“曲得其情狀”，即古文在說理，文藝之文在表情；他在進四書文選表中說：“文無難易，惟其
15、是耳”其中首先是“理之是”。另外，古文“不可為偽”即以真實性、科學性、邏輯性為特徵，而文藝之文以“瞑瞞於聲色之中”即以虛構性、形象性為特徵。,2、方苞對“言有物”的解釋 “世宗憲皇帝特頒聖訓，誘迪士子：制藝以清真古雅為宗。我皇上引而申之，諄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務質實而言必有物。”康熙皇帝曾說道統即治統，所以載道之文，與政治相通，有助於政治教化，這與他的經世致用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他說：“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於世用者，則不學也。”這裏所說的載道之文、實用之文亦科學之文，而非文藝之文（或美文）。,3、方苞對“言有序”的解釋 這裏包含的內容較多，有結構方面的、有題材剪裁
16、方面的、有體裁方面的，即他所說的“虛實詳略之權度”“諸體之文，各有義法”等等，但論述更多的還是文辭問題，他曾告誡門人沈廷芳說： “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意謂從語言文辭的角度來講求“義法”，則“義法”才能落到實處，或者說古文的語言文辭有特殊的規定，那麼這特殊的規定是什麼呢？從他告誡門人的話，可略知一二，那就是科學的語言，而非文學的語言。所以“辭之當”為第一要義，古文語言必須準確嚴謹，這也是桐城派古文“雅潔”的主要含義。馬茂元先生曾以方苞
17、刪改歐陽修峴山亭記為例：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方苞刪去“其人謂誰”兩句，而把“而二子相繼於此”改成“而羊祜叔子、杜預元凱相繼於此”。這樣原文是簡潔了，然而歐陽修對二子的讚歎之神情卻蕩然無存。方苞之所以要這樣刪改，就表現了他對科學語言的自覺追求。 總之，方苞的“言有物”主要是指有實用價值的理性內容；“言有序”主要是指結構嚴密 、詳略得當、語言準確簡潔的邏輯形式。都是對科學之文的要求，這和他重道輕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正因為方苞的“義法”說忽視了文藝
18、之“文”的特徵，所以姚鼐說：“望溪所得，在國朝諸賢為最深，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 魯迅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方苞只以“義法”論文，認識不到太史公書中的巨大的文學價值，所以姚鼐說“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方苞的古文創作實踐，也由於這一原因，而顯得拘束滯重，缺乏靈動之氣。方東樹在書望溪先生集後說：“樹讀先生文，歎其說理之精，持論之篤，沉然默然，紙上如有不可奪之狀，而特怪其文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墜之聲，即而求之無元黃采邑創
19、造奇辭奧句，又好承用舊語。”方東樹這段話，深刻揭示方苞古文的特徵：科學性有餘，文學性不足。 方苞的“義法”說，雖然對文學性有所忽視，但對“辨理論事”之文，尤其是科學之文、實用之文的寫作是有巨大認識價值的，對桐城後學也曾產生過巨大影響，,（二）劉大櫆的“神氣”說,劉大櫆的古文理論以“神氣”說為核心，他說： “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為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至專以理為主者，則猶未盡其妙也。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牘，不適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
20、。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設施？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 劉大櫆的“神氣”是指文章之中的神采風貌、氣勢韻味。它是作者才氣稟賦、道德修養、精神品格等主體精神的美的顯現。,首先，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來看，凡以“神氣”論詩論文者，“神氣”都是指一種審美意蘊，如後“七子”之一的謝榛就以“神氣”論詩：“詩無神氣，猶日月而無光彩。學李杜者，勿執於句字之間，當率意熟讀，久而得之。此提魂攝魄之法也。” “唐宋派”古文家茅坤也以“神”論文，他在文訣中說： “神者，文章中淵然之光，窅然之思，一唱三歎，餘音嫋嫋，即之不
21、可得，而味之又無窮者也。入此一步則莊子之秋水、馬蹄，離騷之卜居、漁父諸什，下如蘇子瞻前後赤壁賦，並吾神助也。吾嘗夜半披衣而坐，長嘯而歌，久之露零沾衣，不覺銀河半落，明星在掌。已爾下筆，風神倍發也。”類似這樣的文論、詩論不勝枚舉。”,其次，從劉大櫆的直接論述來看，他所說的“神氣”也是指審美屬性而言的： 他說：“至孔子之時，虛字詳備，作者神態畢出。左氏情韻並美，文采照耀。”認為古文寫作“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這裏的“神態”是指作者的精神風貌； 他說：“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出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莊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記之文也。”這裏對文學的形象性特徵已有所認識，文學
22、中可以明理，但不是直接說理，而是借助物象來表達，這和王夫之所說的“詩家之理”不同於“經生之理”的思想是一致的。,劉大櫆還提出由“字句”“音節”求“神氣”的理論：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
23、；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櫆論文重藝術性、審美性，這是他的貢獻，但只論“行文之道”而不論“行文之實”，重形式輕內容，這不能不是缺陷；另外，就藝術形式而言，劉大櫆的論述也很不全面，如只對語言文字音節的重視，就“神氣”目標而言，僅得其一端而已，因為審美意味的實現涉及很多方面，後來姚鼐提出的“格律聲色”，就比劉大櫆全面得多。,（三）姚鼐的“義理、考證、文章”說,姚鼐是劉大櫆的及門弟子，古文思想受劉大櫆影響很大，但他自覺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所以他的古文理論在繼承方苞、劉大櫆的基礎上，又有很大的變化。就“有所法”方面說，他對方苞、劉大櫆的思想能“取其長，濟其偏，止其敝”；就“
24、有所變”方面說，他能審時度勢，提出適合古文創作需要的新的理論。 “有所法”“有所變”的具體表現之一：提出“義理、考證、文章”說,惜抱軒文集有三處強調這一思想： 一是述庵文鈔序中說“泰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故以能兼長者為貴。” 二是複秦小峴書中說“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必兼收之，乃足為善。” 三是尚書辨偽序中說“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犁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首先，這一理
25、論是對方、劉兩家理論的整合，是對“義法”說和“神氣”說的“取其長，濟其偏，止其敝”，既克服了“義法”說對審美意味的忽視，又糾正了“神氣”說對內容方面的語焉不詳。 其次，這一理論是時代的需要，是當時學風、文風的反映。姚鼐所生活的時代正是乾、嘉漢學如日中天的鼎盛時代，學界幾乎是“家家許鄭，人人賈馬”，姚鼐雖服膺宋學，但思想比較開放，有兼收並蓄的態度，（筆者有姚鼐與漢學一文論及）所以在“義理”“文章”之外，又增加了“考證”。,再次，這一理論是立足於古文家立場，是說古文寫作“以能兼長者為貴”，他在述庵文鈔序中說：“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
26、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是說古文創作必須三者兼顧，“苟善用之，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當時的風氣是重學輕文，姚鼐力排眾議，以“義理”“文章”和“考證”分庭抗禮，是需要理論勇氣的，故後來曾國藩說：“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複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歐陽生文集序）,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說 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序中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
27、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這是對古文審美要素的理論概括，這一理論是對劉大櫆的“神氣”說的繼承和發展，就“文之精”來看，在劉大櫆“神氣”的基礎上，增加了“理”和“味”，前者彌補了劉對思想內容的忽視，這裏的“理”有方苞所說的“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的“理”，亦即方苞所說的“理之是”，是對文章的合規律性的要求；,後者加強了審美性的表達，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味”接近西方的“美”，凡以“味”論詩論文的，大都意在審美，如鐘嶸的“滋味”說，司空圖的“味外之旨”說等等。就“文之粗
28、”來看，在劉大櫆“字句”“音節”的基礎上，增加了“格”“律”“色”三個要素，比僅僅從音節上求神氣，要全面得多，“格”指體制格調；“律”指法度規則；“色”指文采辭藻。格律聲色是外在的，顯露的，是藝術形式；神理氣味是內在的，隱藏的，是審美意蘊。兩者有機統一在一起。,提出“陽剛之美”“陰柔之美”說 姚鼐在複魯絜非書中說：“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穀，如崇山峻嶺，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
29、，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但在有所偏勝中，姚鼐似乎更傾向于陽剛之美，所以他又說：“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 這是對中國傳統文論中“風骨”說的繼承和發展。總之，桐城派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散文流派，創始于方苞，變化于劉大櫆，成熟于姚鼐。,六、清代的詞論,（一)浙西派的詞論 浙西派是指以朱彝尊為代表，包括汪森、李良年、李符、龔翔麟等在內的詞人群體。它形成於康熙十七年，
30、以朱、汪編選的詞綜和龔翔麟刻印的浙西六家詞為標誌。主要觀點是：崇尚雅正、宗法南宋、推尊姜夔、張炎，主張“歌詠盛世太平”。“家白石而戶玉田”。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中說：“明人以詞為詩之餘，浙派以詞為詩之正體；明詞流於淺俗，浙詞歸於雅正；明人崇尚五代和北宋詞，浙派崇尚南宋詞；明人以花間集和草堂詩餘為學習範本，浙派以師法姜夔和張炎為學習途徑。”,1、崇尚雅正 詞綜所選詞以雅正為指歸，其詞綜發凡中說： “言情之作，易流於穢，此宋人選詞多於雅為目。”又在群雅集序中說：“蓋昔賢論詞，表出於雅正。”,2、歌詠盛世太平 朱彝尊也曾有過抗清複明的經歷，入清後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離家漂游，寫作於此時的江湖載酒集，或借懷
31、古抒其故國之思，或托詠史寫其牢騷不平，從這樣的生活經歷和創作體驗出發，他認為詞當與離騷變雅相通，他在作於康熙十年的陳緯雲紅鹽詞序中說： “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於聲，其辭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但康熙中葉以後，社會逐漸走向穩定，清朝統治者既加強對漢族文人的籠絡，又加強思想控制，思想上推行程朱理學，文學上宣導歌詠盛世太平。朱彝尊在作於康熙二十五年的紫雲詞序中說：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不可複合。昌黎子曰：歡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於詞或不然，大都歡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
32、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二)張惠言的詞選序 張惠言曾受古文義法于劉大櫆，出桐城而創立陽湖派。他是常州詞派的代表人物。重比興寄託。他在詞選序中說：“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裏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他強調詞並不是一種賞心悅目、娛賓遣興之作，而是作者在現實的激發下，借“微言”來寄託自己惻隱幽怨之情的一種藝術形式，故把詞與以比興來表現的哀怨的變風離騷相提並
33、論。,強調比興寄託，固有積極意義，但他詞選中評詞，也多有堅強附會的地方。如評歐陽修蝶戀花亭院深深深幾許：“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台遊冶小人之經。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範作乎？” 後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固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蔔運算元，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三、周濟的詞論 周濟是常州詞派的理論家，著有詞學著作介存齋論詞雜著，編選宋四家詞選。提出“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的主張。 1、詞史說 周濟詞論中的一個重要論斷：“以立意為本，協律為末”。他所說的“意”具體所指是什麼？他說： “感慨所寄
34、，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便想高揖溫、韋，不亦恥乎！”（介存齋論詞雜著）,“綢繆未雨”語出詩經豳風鴟梟；“太息厝薪”語出賈誼新書數寧，二語都是暗喻應該預防世亂與挽救危亡的。“已溺已饑”語出孟子離婁下，指生靈塗炭、陷於水火；“獨清獨醒”，語出楚辭漁父，指身處濁世，堅持清操。周濟認為，詩人中有“詩史”，詞人中也應有“詞史”，大膽地以詞來反映現實、反映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只有這樣，方可名世。,2、寄託出入說 周濟在
35、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說: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段話是嘉慶十七年（1812）說的，後來經過多年的思考和探求，在道光十二年（1832）再次提出“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的理論。,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說：“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觸類多通。驅心若遊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謦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繪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後來譚獻在複堂詞話中說：“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千古辭章之能事盡，豈獨填詞為然！”所謂“非寄託不入”，是指詞的創作應包含有作者的深刻寓意，而不是泛泛的即興之作；所謂“無寄託出”，是指從詞的表面上不易直接看出作者之寓意，也就是所謂“意內而言外”，必須對詞作反復涵詠，方能體會其中之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