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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页 牛李党争原因新探，思想汇报1 特征码 tZBPebwxDADDazviDzol 提 要 唐代后期,唐初“民主”风气的衰弱和逐渐丧失,为 牛李党争提供了条件;为平定安史之乱在军费上作出贡献的一批 理财专家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潘镇割 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成为党争的重要契机;而宦官集团内部的斗 争又是党争政治背景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 唐后期 牛李党争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历代都有,为什 么唐后期牛李党争却表现得如此激烈复杂呢?本文对此提出个人 看法,不妥之处,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 创了中国封建社会
2、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 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 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 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1。他“恐 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2。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 第 2 页 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 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民主”气氛形成的基 础是善于用人、识人。唐太宗用人的标准是德行、学识为本。 他认为,要天下者,在于得贤才而用之。为此,他不断让大臣们为 国家罗致人才,并给贵族官僚以种种优待,让他们享有“议、请、 减、赎、当、免
3、”及“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 议勤、议宾”等多种法律特权3。 “其优礼臣下,可请无微不至 矣”4。但这些优待,并不是毫无限制,如果他们犯有“十恶” 罪,危及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秩序,也会为“常郝所不原” 5。这即是说,唐太宗时代的“民主”,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民 主”,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 因为唐太宗能够牢牢地控制着“民主”,才使得唐统治集团中的 “民主”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唐太宗说:“岂如广贤良,高居深 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6则天朝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 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 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
4、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 消灭了张易之、张宗昌一派。姚崇、宋王景为首的集团掌握了 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 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不过,这只是则天朝 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 生。如姚崇与张说的不和,张说和张嘉贞的争吵,崔隐甫、宇文 融和李林甫赶张说下台,李元 和杜暹的矛盾,萧嵩与裴光庭的 第 3 页 不和,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分歧等。但总地说,玄宗前期,唐太宗的 “民主”遗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只是力度有所减弱。至天宝年 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 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
5、独裁”的局面。李林甫 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虽然李林甫把自 己的政敌韦坚、裴宽、杨慎矜、王忠嗣等人都一一击败,但随着 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 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 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 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二、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 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 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 视。安史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 位。窦参做
6、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 力,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 这些人又丢了相位。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 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 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 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 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 第 4 页 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 之。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 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渗透到政治 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
7、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 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 “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 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 三、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 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 50 万。起初,中央 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 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 度使的控制。节度 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
8、还拥有行政、财政、供 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 年,牛仙客以兼领塑方 节度使和总管河东使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 第 5 页 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 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 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 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牛仙客、 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为 清除安禄山在中央的势力,杨国忠先后阻止了安禄山让同盟者吉 温、韦陟当宰相的企图。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反杨国忠为名,夺 取李氏天下为实的叛乱。与其说这是中央与藩镇
9、矛盾发展的必 然趋势,不如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各为私欲而斗争的必然结果。 虽然安禄山叛乱最后被平定,但杨氏家族从此也一蹶不振,最终 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 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为此,藩镇将领想方设法在中央安插 亲信耳目,以刺探情报,对抗中央或对中央施加影响,或企图控制 中央。安禄山即是一个典型。此外,786 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 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氵晃为 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王叔文、王亻丕改革失败的 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 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一切,如果处 在一
10、个有权威的皇帝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下,是不易发生或发 生后也容易解决的,但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 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 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 第 6 页 入朝为相。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平调。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 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 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 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 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 去的相位。皇
11、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 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牛 僧孺、李德裕的交替出将入相,就是这许多史实中的典型。所以 说,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 之一。 四、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 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 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 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 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 “南衙北司”之争。笔者认为,如果笼统地把官僚集团与宦官集 团的斗争都称为“南衙北司”之
12、争,似乎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历史 实际。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 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 实际了。因为“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只有有力量才能去争。 第 7 页 争则互有胜负得失。如果一方已完全无力去争。 “争”也就失去 了意义。顺宗朝二王的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夺宦官手中 包括禁军兵权等部分权力,结果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二王得到了 宦官李忠言的支持。文宗朝的宋申锡也因想抑裁宦官之权而丢 官并死于谪所,连文宗也几乎被宦官杀掉!李训、郑注发动的反 宦官的“甘露之变”也惨遭失败。而李、郑在开始发动“甘露 之变”时,同样得到仇士良的支持。可见,
13、在所谓“南衙北司” 之争中,“南衙”总要与“北司”的一些人勾结,“北司”有时 也与翰林学士及藩镇将领联合。这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变 成了宦官与宦官之争,已失去了“南衙北司”之争的原义。至昭 宗朝,“南衙北司”之争则完全失去其本意。宦官首领杨复恭被 处死,实际上已不是“南衙”对“北司”的胜利,而是李茂贞、 王行瑜等藩镇将领对“北司”的胜利。宰相崔胤对宦官宋道弼、 景务修的胜利,实则是节度使朱温对“北司”的胜利。因为这场 斗争一开始,崔胤就丢了相位,只是由于朱温的干预才又得复位。 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宋道弼、景务修被迫自杀时,还有位宰 相跟着殉葬。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又打了一个大折扣,随后
14、宦官反扑,把“南衙”政敌及涉嫌者一一杀死,又是朱温保了崔 胤一条命。以后,尽管崔胤与宦官斗争仍很激烈,但无论哪一方, 只要得到朱温支持,就必会胜利。这时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已 完全失去原来含义,成了朱温导演的一场龙虎斗7。 第 8 页 史学界历来都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进行谴责,这是应该的。 但笔者则认为,对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的原因多进行些分析则 更有意义。首先,我们应看到宦官也是人,也应有做人的尊严。 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司马迁的 一篇扳任要书,把宦官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诉说得淋 漓尽至。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 仆和贱人。像宪宗朝权
15、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 一毛”8!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 明他们也是人,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 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 其次,宦官还失去了过正常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这种精神上、生 理上的巨创,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的娶妻、收养子女,只不过是 求得一种形式上心理安慰与平衡,然而就是连这么一点可悲的追 求,也招来世人的一片指责!而皇帝三宫六院、官僚士大夫们妻 妾成群,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怎能不激起宦官的愤怒与不平?怎 能会使他们不进行报复!再次,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 墨,他们不可能象司马迁能为后世留
16、下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的史记,也难像蔡伦成为造纸的发明家而彪炳于后 第 9 页 世,科举入仕之途更不许他们问津。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 另辟途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 理解。在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士大夫则视为“非礼”和无 耻。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 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 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 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 此做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次,宦官固然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帮凶, 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笔者
17、曾访问过清亡后出宫回 家的两个低级宦官。一个是因家境贫寒为谋一条生路而当了宦 官,一个是因与本村一乡绅打架两个哥哥被打死而无处申冤,为 讨回公道,狠心自阉,才打赢官司。虽说这是远离唐朝的事例,但 做为旁证还是能反映唐朝宦官的一些情况。既然有的是因贫寒 而被迫做了宦官,他当然就要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既然是 为报仇而自行阉割,他也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虽然这种 宦官不能成为宦官头领,但仍可助纣为虐。因此,宦官的腐败,阴 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 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 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
18、。一旦某派拥立皇子即位,这 位皇帝就会对该派宦官大加恩赐,授以权力和高位。如玄宗时的 第 10 页 高力士,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德宗时的 窦文场、霍仙鸣,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等。从穆 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 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 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9在这种情况下,任何 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 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 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 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19、。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 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 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 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 “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 出长安去润州做刺使。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 义的支持,才于 840 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 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 ”,似乎与宦官没有联 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10。所以,笔者认为,牛李党争是宦 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 党争的总后台。 牛李党争的原因至今仍是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11,笔者仅从唐 后期太宗“民主”遗风失控、商品经济发展、藩镇割据、宦官 专政等几个方面略述己见,诚恳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第 11 页